我的公公关锡斌

“坐下来啊，大家都坐。”公公说。

这个长方形的客厅大约有30平方米，脚下的地板是用长木条镶拼起来的。墙上挂着好几幅字画。在另一面墙上钉着中国的地图，地图上端是公公和邓颖超——中国前总理周恩来的夫人——的合影。在天花板上悬挂着一盏很长的日光灯。公公顺着我的眼神，指着墙壁用英文向我讲解着1976年发生地震的事情，离北京不太远的唐山市几乎被夷为平地，几十万人伤亡，而北京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只是没有像唐山那么厉害。但是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在房子里加固了一根钢条，把客厅搞得很难看。

“唐山地震前一年，我也来过中国。”我对公公用中文说，因为紧张我竟然没有能够很快地用英文来回答他，“我还听说，唐山的瓷器很有名。”

公公听说我这么早就已经访问过中国了，很高兴。当我告诉他，我还访问过毛泽东的故乡韶山，他听了很兴奋。我们两个对话，他用英文，我用中文，使大家忍俊不禁。

这时，公公忽然领悟过来似的说：“我有个感觉，Petra在和我说中文。”

“爸爸现在才感觉到啊？”沂谦讽刺地说。

公公很满意地看着我，“你学过中文？那我们就可以用中文谈话了？简直不可思议。你真是我的好媳妇。”

当我听到“好媳妇”这个词时，又想到了磕头这件事。我对愚谦轻轻说：“老余净向我胡说八道。”反正谈话没有什么中心内容，愚谦就把磕头的故事和大家讲了。

“什么？”公公听了奇怪地问，“磕头？”他站了起来走到书桌旁边拿出了一张照片递给我说：“你看。”我一下就认出这照片上有一位是年轻时代的周恩来，“当时谁会想到他后来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呢！你知道这是谁？”他用手指指着一个站在周恩来旁边的人，不等我回答，他继续说：“这个人就是我，我和周恩来反对封建，并肩战斗，我们是第一批把磕头丢进历史垃圾堆里的人，我们是敲响了新时代钟声的第一批革命者。”

此时坐在我对面沙发上是那位年纪不到六十的女士，个子很小，两眼炯炯有神，面带微笑，虽然愚谦的姐夫们都显得比她大，但对她都很尊敬，一看就知道她在家里的地位不低。

我于是轻轻地问愚谦：“她是不是就是沂谦的母亲？”愚谦点了点头。但我一直觉得奇怪，为什么大家，连公公都称她黄范同志。但是，现在不是找答案的时候。

公公骄傲地又坐回到椅子上，笑着对愚谦说：“你脸色不错呀，比过去胖了，好像你在西方过得不错。”

“是啊。”愚谦回答着，“爸爸看上去身体也很健康。我还记得爸爸身体一度不是怎么太好。”

公公听了兴致更浓了，他笑着说：“我现在身体真的很好。虽然已经85岁了，但是每个星期还要到国务院去两次，参加参事会议，国家需要有知识和经验的人。党正在进行重要的改革，而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国是有希望的，你看北京在“四人帮”被打倒后，已经起了多大的变化啊。”接着他开始做起改革政策和国家变化的报告。大家都沉默着一句话不说，但是我发觉真正听他话的人并不多。他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我和愚谦身上，希望听听愚谦说点什么。公公实际上只是在重复报纸上的话。可是，到了八点半，大家都该走了，听说国务院大院晚上九点就关大门。

“明天还来啊。”黄范同志说。当我们站起来走出去时，她用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背。“我已经和大家说好了，明天中午，我们一起庆祝愚谦他们的归来。”

当我们回到宾馆后，我问愚谦：“为什么你的父亲问都不问你，当初你离开中国的事，或者你在德国是怎么生活的，他难道都知道了？”

“我爸爸一直关心的，不是他自己就是世界的重要大事。”愚谦带着嘲讽的口气回答我。

我总算可以躺到床上了。这时我才发现，真的是太累了。正在此时，突如其来地，我们的外面响起了爆竹声，这种爆竹声一直持续到深夜，甚至到天亮。

“这么吵，怎么能让人睡得着啊？”我抱怨起来，“离春节还有一个礼拜呢，为什么现在就开始放爆竹了？”

“年年都如此，这是在驱鬼消灾呢。”愚谦回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