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门峡甘山参加散文学会的年会。秋风秋雨吹打，满山断枝败叶。冷飕飕的，人也提不起来劲，发言都呈郊寒岛瘦状。

第二天放晴，太阳很亲热，朋友们就去游函谷关。函谷关原为军事要塞，只因为老子在这儿留下了《道德经》，一下子成了文化圣地。《史记》载，老子要出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强为我著书。’”真应该感谢关尹喜（其实，据郭沫若考证，“喜”为动词，义即“欢喜”，汉代人误认为是这位关长的名字（见郭著《青铜时代·老聃、关尹、环渊》。鲁迅小说《出关》中也沿袭旧说作关尹喜，郭沫若小说《柱下史入关》里却只称关尹），要不是他执意留下老子著书，诸子百家就少了一家，中国哲学就少了一派，中国和世界就少了一份博大精深的思想资源，同时，函谷关也就少了甚或没了文化支撑。不知为何，自古至今，似乎从未有人为关尹喜评功摆好。旅游者千里万里地去游函谷关，大都是为凭吊老子。老子死了2700年，依然大象无形地存活在我们中间。五千言《道德经》，被后人解读了2700年，仍有说不完的话。今人王蒙读老子，读出了巨著《老子的帮助》，举出六大帮助，后面还有“以及其他”。王蒙说：“他帮助我们智慧、从容、镇定、抗逆、深刻、宽广、耐心、宏远、自信、有大气量、有静气和定力。”真够多的。区区五千字竟如精神原子弹，能量太大太大（主张“无为”的老子，让后人大有可为，也为研究者创造了饭碗，一代代的专家们都“吃”他，而且这资源不像矿山、油田一样会“吃”枯竭——这几句是题外话）。我却傻想，那么多人解读老子，是越研究离他越近呢还是越远？“道可道，非常道。”一说便俗，一说就错，说的那些话很可能成了“歪批三国”，成了“六经注我”。王蒙就承认他的书是“歪打”，“或有郢书燕说之讥”。

先看见一块露天摆放的巨石，方不方圆不圆的，下面粗砺，上面光溜溜，说是老子写《道德经》时的“书桌”。我绕石三匝，越看越觉得这东西当不成写字台，坐旁边够不着，站旁边不舒服，何况那时没有硬笔和纸张，写文章只能拿羊毫笔蘸墨，写在或者用刀刻在木札竹片上。年迈的老子在此处绝对写不出五千精练文字。这石头却被尊为“灵石”，宣传说摸一摸可以祈福，作家摸一摸还可以获得灵感。于是乎游人争相去摸呀摸，石面被手掌亲近得滑腻而锃亮。在一幅照片上，我看见诗人贺敬之也伸出写过《回延安》、《三门峡歌》等名诗的右手，在石头上摸着，满脸自得的微笑。

接着就去登函谷关。关门左右两洞（有洞无门），均可并排出入两部卡车。其上，碉楼两座，皆三层，红柱黛瓦，檐牙高啄。这建筑，巍峨而堂皇，紫禁城似的豪华而气派。站关上远眺，见前后左右都是平川、丘陵，长满野草灌木，西风里洒满阳光，汇出无边苍黄，渲染老了的秋色。忽想到，函谷关之得名，是缘于关在谷中，深险如函，泥丸可封，此地这么开阔，十火车沙石泥土也封不住，怎能设关？孤零零的一座关，四面无遮拦，关也关不住，挡也挡不住，何用？我问导游，她向远方一指：“原来在那儿。”那里，连绵的山岭中间断了一截，好似一个“凹”字。对了，函谷关真应该筑在那个豁口里。那地方，或许曾印下老子所骑青牛的蹄印。

距函谷关不远，有太初宫，场面宽宏，殿宇轩昂，门前大大的铁香炉里，成捆的高香冒出一股股青烟，像一把把扫帚在空中扫啊扫。介绍说，这里即是“老子故宅”，写《道德经》的地方。佛寺道观见的多了，各处都是千篇一律。我没进去看，想里面当然敬奉的是老子，此时此地，他已是道教的祖师爷太上老君。我就想，老子和释迦牟尼、耶稣基督绝然不同，释、耶二位苦苦说法传道，信徒日众，于是就创立了宗教，自然成了教主。老子“无为自化，清静自正”（司马迁语），只不过写了上下两篇短文章，何曾号召众人信他、跟他？张道陵于东汉时期创立道教时，才把老子抬出，摆上至尊地位。可以说，老子是被动地当上了道教的最高神位。千百年来，长眉白髯的太上老君整日被烟火熏燎，被蜂拥而来的信或不信的香客、游客膜拜、搅扰，“致虚极守静笃”的老子，岂能消受得了？

尽管想些不合时宜的问题，但游一游，还是蛮高兴的。那组美轮美奂的建筑物雄踞于广袤的荒原上，辽远的蓝天下，看起来还是很漂亮的。

回家后翻书，始知老子经过的西周的函谷关，2200年前就被西楚霸王项羽烧掉，汉、魏、隋、唐以降直到民国时期的函谷关，均不在此处，也均已不存。我们所游览的，是今函谷关，钢筋水泥撑起的当代函谷关（“故居”、“书桌”之类，也是今人为他摆弄的）。此关绝无军事意义、政治意义，纯属旅游设施，只是景点，并非古迹。牵扯上老子，也算顺理成章，毕竟老子和“函谷关”三字有所关联。文化一旦被旅游“拿来”，难免会被戏说，被改写，被消解，被假托（我没说被亵渎）。这情况，所在多有，别处或许更甚。君不见连西门庆、潘金莲都有了“故里”了吗？

旅游就是玩嘛，玩个痛快就好，不必较真儿。一较真儿，没了思古之幽情，多了心理的别扭，何必呢。我太迂，也太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