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健全权力制约协调机制之策

聂方红在《领导科学》撰文认为，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都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与运行机制，从制度、体制、机制层面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权力关系调整指明了方向。具体而言，就是要：（1）确权、限权。公权与私权、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对权利和义务关系的界定原则不同。私权具有开放性，即对百姓、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而言，法律无禁止即自由；而公权具有有限性，不能随意扩张，法律没有授权的就是禁止的，即使是好事也不能随便做，不然会失去公正性和公信力。（2）定规、定责。在法治社会里，程序与实体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规范权力行为，在程序上必须遵循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进行有效的程序设计。只有按正当的程序行使的权力行为，才是有效的权力约束，公民、企业、社会组织才会接受。（3）民主、民决。民主政治是对权力的最好监督，离开了民主就谈不上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4）公开、透明。政务公开、行政透明，是对权力最直接、最有效的制约与监督。（5）依规、依法。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公共权力行为不规范，根本原因在于转型时期各级权力机构仍未摆脱旧体制“人治”的特征，实际运作的“潜规则”依然是“黑头（法律文件）”不如“红头（党的文件）”“红头”不如“口头（领导指示），”即使谈“法治”也变为行政官员用法律来治理百姓。

如何消解官僚制的风险

张玉在《中国行政管理》撰文认为，从行政一元管理的制度构建走向公共治理的制度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公共治理本身并没有否定公共领导的存在，正如伯恩于1989年在美国政策学派的核心期刊《政策分析与管理杂志》上所阐述的：虽然技术官僚的政策分析能够帮助人们认识到社会问题的实质，而公共组织可以实现公共目标，但只有领导才能将政策分析的认识和公共组织的能力转化为生产结果。就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而言，虽然以官僚制为基础的制度安排存在着许多弊端，但是，官僚制也是迄今为止，被行政实践证明是最有效率的政府组织形式。当今世界“政府再造”的路径是从威尔逊—韦伯组织建构走向治理主义的民主行政，其实质是对官僚制组织形式的扬弃与补充。“民主制行政作为一种一般的公共行政，可以作为官僚制行政的替代类型，官僚制行政相并列”。据此,当代中国消解“制度性风险”的具体路径，不是要抛弃官僚制在实现公共利益中的核心地位，而是要在“弃官僚制”与“立官僚制”的有机统一中，来构建兼具制度目标生成和制度执行绩效的“区别式组织”治理模式。所谓“立官僚制”是指依据韦伯—威尔逊范式，把单一中心的行政管理体制，作为实现行政效率所必须的手段，以克服制度构建的内部性风险。所谓“弃官僚制”是要扬弃官僚制把理性化和集权化的单一权力中心体制，视为行政管而理的目的，通过引入市场机制、转移政府权力、转变政府职能，来克服官僚制制度实施的外部性风险。从而，在遵循官僚制体系“异质性结构”的基础之上，赋以政府制度绩效的内部合理性（行政程序合理）与外部合理性的有机统一。具体说来，由于制度绩效的实现过程体现为制度经由特定的政策路径，转化为政府公务员的行政实践过程。因此兼具程序合理与结果合理的“区别式组织”治理模式的现实生成，就取决于领以特定行政机构为依托的“行政程序运行的自由裁量度”和“公共评价与行政评价结果基本一致的自由裁量度”两大维度的制约。

山寨文化与全球消费社会

焦若水在《人文杂志》撰文指出，虽然山寨作为一个中国社会特有现象的概括只有极短的时间，但是其作为事实状态的存在确有着很长的历史，它在2008年的登场也绝非偶然，而是应该从全球化扩展、网络社会生长、金融危机爆发的整体背景下来检视。山寨不但是全球消费社会转变中的一个重要事件，而且也揭示了伴随着全球金融风暴中市场分割的变迁，特别是全球消费社会中原来像中国等一些归入边陲国家方阵的经济体兴起而导致的秩序重构。如果说在经济繁盛时期，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消费教谕能大行其道的话，那么伴随着金融风暴的来临，各种品牌之后的虚伪性、欺骗性、暴利则暴露无遗，在中国这样新兴市场中既想争夺位置却又不肯放下身段的品牌，遭遇从产品、文化、身份的全方位山寨似乎也就成为一种偶然中的必然。山寨现象本身包含两重现象，一种是早已存在的山寨产品，另外一种更为影响深远的则是山寨文化，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后者的讨论却是由媒体、知识界等山寨外的主流群体所操作起来的。从更为深远的背景看，山寨文化不独是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在全球市场扩张的过程中，对于潜在消费群体的驯化与培养始终贯穿于整个过程，全球市场将“麦当劳化”的新秩序移植到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

信息化与农村社会发展

饶旭鹏、刘海霞在《天府新论》撰文指出，农村信息化是国家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农村信息化促使传统农业生产要素信息化和信息生产要素化的双向转换，带来了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革新，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条件。中国的农村发展不能依靠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来实现，这种方式只是提高了工业经济，而对农业发展毫无益处，农业仍旧是高投入、低产出的低效率行业。实现农业生产要统素的现代转换，从农业自身出发来发展农业才是农业发展的正确道路，也是农村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根本途径。信息化促进了农村乡镇基层政权执政理念和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变，有利于形成一种充分发挥农村居民和社会各界积极性和主动性的“主体平等、多方参与”的参与式治理格局。同时，信息化的推进和由此带来的现代性的入侵改变了农村传统生活方式，也改变了农村居民长期以来沿袭下来的沟通方式、行为方式和非正式制度，从而改变了农村社会的秩序基础。农村信息化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历史性契机，通过农村信息化发展，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对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格局的历史性弥补，有利于实现农村城镇化和县域经济的发展，实现农业和工业、农村与城市、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双赢共盛、和谐发展。

社会政策的三个层面

卢汉龙在《探索与争鸣》撰文指出，社会政策本质上是现代国家对不平等结构的治理，是国家以立法和行政干预为主要途径所制定的一系列以解决社会问题、保证社会安全、改进社会环境、增进社会福利为主要目的的行为准则、措施、法令、条例的统称。社会政策的关注面是“社会”与“公众”，大体有三个层面，都和不平等与公平有关：第一是结果公平的层面，体现为就业政策、收入政策、社会救助政策等。我们不要以为就业和收入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其实它更是社会政策的内容。因为就业是民生之根本，收入和救助都和社会分化与不平等紧密相关。如何确立合理的经济分配和全社会分享的比重是需要社会政策来调节的。第二是资源公平分配的层面，体现为基本的公共资源，如基础教育、医疗和公共卫生、住房，以及政府提供的公共安全、社会保障等资源的配置和利用。这些涉及人口再生产和人力资本投入的部分往往是市场很难作为的领域，需要公共政策来关注。公共资源的缺失或配置不当不但无助于缩小差别，更会带来新的社会不平等。第三是社会关系平等的层面，就是直接对人群关系进行调节的社会政策。这是对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和权利义务进行调整，包括性别、年龄、种族、城乡流动人口等。比如关于计划生育和应对老龄化、妇女和性别平等、保护未成年人和青少年政策，关于残疾人士和外来人口的社会政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