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桑榆

天下读书人甚众，然而未必人人爱惜书。有些人论年龄已非少小，但对于书仍像“背起书包上学堂”的小儿郎一样不知爱惜，一书在手，随意折之卷之，或用于枕头，或用于垫臀，或用于遮阳，或用于扇风……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说钱思公有如厕读书之习惯，而有些人则是如厕撕书，由于出门无备，忽遇不测，于四顾茫然，搜求落空之际，只得撕书以解尴尬，或撕其扉页，或撕其自认为不重要的章节，待其出厕时，那书已不复为完璧。由于这些人毫无惜书之意，故经其阅览的书大多面目全非，或书页尽卷，或封面失踪，或书页残缺，甚至有整本书赫然变成“活页”者。一本书虽为唾涕手垢所污而“体肤”仍然完好者，已属幸运矣。

自己的书无论怎样糟蹋作践，其损失只在自己。有些人则视公为私，入阅览室、图书馆必身藏刀剪，一遇己之所需，便毫不犹豫地挖之剪之。若是偶尔忘带工具，则整页撕之，或干脆将整本书刊窃为己有——既入宝山，焉有空回之理！这些以“探宝掘金”为己任者勤奋的结果，使得公用报刊书籍变得不乏“天窗”，多有“残疾”。

读书而不爱惜书者固然很多，但自古以来，爱惜书籍者也不乏其人。清人潘永因在《宋稗类钞》中记有司马光如何爱惜书籍的故事。这位大史学家曾对其子云：“吾每岁以上伏及重阳间，视天气晴朗日，即设几案于当日，所侧群书于其上以曝其脑（书脊），所以年月虽深，终不损动。”又云：“至于启卷，必先视几案洁净，藉以茵褥，然后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尝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渍及，亦虑触动其脑。每至看竟一版，即侧右手大指面衬其沿而覆，以次指面捻而挟过，故得不至揉熟其纸。每见汝辈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司马光正因为如此爱惜书，他于独乐园藏文史万余卷，晨夕批阅，虽数十年，书籍之新，如未经手触。元代大书画家赵子昂在书跋中云：“聚书藏书，良匪易事。善观书者，澄神端虑，净几焚香，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策，随开随掩，随损随修。后之得吾书者，并奉赠此法。”赵子昂不但自己爱惜书籍，并对阅读其作品的人提出了具体要求，观其所言，其爱惜书籍的程度，似乎更胜于司马光。

古代装订技术落后，爱惜书的人无论藏书还是读书，都要十分小心。而今，一本书若是不被肆意蹂躏，一般不会像线装书那样线断页散。像古人那样年年将书搬到屋外去晒，已无必要。但惜书的人总是将藏书置于通风干燥处，以防生霉；有的人还在书橱中放入樟脑丸之类，以防虫蛀。惜书者于开卷之时，虽不能像司马光那样铺褥捧版，但总是要注意一下书桌的卫生，有的人还会在书下面垫上一张纸，或是套上牛皮纸封皮，以防书的封面受到磨损。而折卷涂抹，随手乱丢，更非惜书者所为。古人读圣贤书，往往要焚香净手，这么做，大概除了表示虔敬之外，恐怕还有使书保持洁净的用意。现代人读书，焚香已无必要（驱蚊倒是一法），但净手仍非多余。人的工作与日常生活多要靠手来完成，难免沾染油渍尘垢，因此爱惜书者为使书不受污染，于读书之前多不厌洗手之烦，鲁迅先生即是一例。

当然，爱惜书是为了能够长久地读到完好洁净的书，也即为了更好地读书，如果对书爱惜到根本不读，只为装点门面的地步，也就失去了爱惜书的本意，与其爱惜书，还不如去爱惜珍玩宠物或首饰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