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大姐，邓颖超同志刚刚给我打了电话。”愚谦的爸爸很高兴地对大家说。邓颖超是国务院第一任总理、极受人尊敬的周恩来的夫人，全家一听到这个名字就肃然起敬。父亲接着说：“她祝贺儿子愚谦的回国团聚，并祝贺大家新春快乐。”

关于周恩来和愚谦的关系，愚谦告诉我很多，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某次愚谦和我一起到日本旅行。在东京，他忽然异想天开，要和西园寺一晃通电话。他请在东京读书的外甥女晶晶试试，是否可从电话簿里查到西园寺家的电话号码。西园寺一晃，是六十年代日本常驻北京的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的大儿子，愚谦就是偷偷拿他的护照出国的。他真想知道，自他离国以后，西园寺一家发生了什么事？一晃是怎么回日本的？

电话号真的查到了，他就住在东京。愚谦立即拨通了这个电话号码，接电话的竟是一晃本人。当愚谦问起他的情况时，他表示，电话里说不清楚，并约愚谦次日在东京大酒店喝咖啡。我也跟着去了。没想到一晃的中文说得那么字正腔圆，他一见到愚谦就紧紧拉着他的手说：“绝没想到你会打电话给我，这说明你现在生活得很好。”说着，他看了看我。愚谦问起他没有护照是如何回国的？一晃说：“自你走后不几天，周总理就到我们家里来了。他说，他是专门来赔罪的。拿我护照的人，就是指的你，是他的老朋友的小儿子。”

愚谦立即紧张地问：“总理没骂我吗？”

“没有！”一晃说：“因为我的父亲对‘文化大革命’一直有反感。尤其是给挨斗的人头戴纸帽子，他认为这是一种对人格的侮辱。我的父亲认为，走一个好一个！因而从来没有责怪你。后来他就和周总理谈起别的事情来，我一点也没感觉到周总理对你很生气。”

“那你没护照，当时在北京也没有日本大使馆，你是怎么回日本的？”愚谦问。

“是周总理给我安排了一条货船把我送到公海，然后我跳到另一条从日本来接我的货船上，安全回到日本。”一晃说，并且高兴地大笑起来。从他们两个友好的谈话中，我可以感觉到，他们过去关系不错。

一晃随父母到中国，在北京大学毕业。“文革”不久，回到东京，成为日本名报《读卖新闻》的记者，邓小平上台后，他仍和中国保持很友好的关系，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表示赞赏。

过春节

愚谦妹妹沂谦的两个孩子今天特别高兴，一方面是因为来了这么多客人，另一方面他们得到了长辈的红包。这种过年给压岁钱的中国文化习俗已经有上千年历史了，我一直到这天才知道，觉得非常高兴。我发现，中国的文化传统无处不在，单单在家里过节，你就可以学到很多感性的知识，这在书本里是很难找到的。

“今天晚上我们吃饺子。”黄范同志说。“黄范同志”这个称呼对我来说一直是怪怪的。后来才听伟东解释说，姐姐敏谦才比她小几岁，总不能称她为“妈妈”，何况愚谦的妈妈还在。黄范同志更不接受别人把她叫“姨”了。伟东说：“在旧中国，富人家可以娶几个太太，原配夫人叫大太太，其他叫姨太太，什么大姨太、二姨太。姨太一般是不太受人尊敬的。大太太生出的孩子叫正出，姨太生出的孩子叫庶出。黄范同志当然不能接受。别看他们都是革命同志来，革命同志去的，但在这方面，传统思想根深蒂固。所以，黄范同志就要求大家继续叫她‘黄范同志’ 。”我听了以后，才知道中国社会不那么简单。

“饺子是Petra最爱吃的东西。”愚谦对黄范同志说。

公公听了特别高兴，“这也是我最喜欢的，这是典型北方人的食物。南方人喜欢吃米饭，面食不是主要的。”公公向我解释说。

“我米饭吃得很少，就喜欢吃面食，看样子我是北方人了。”我讨好地说。其实，这也是事实。

这下我可真的成了公公的宠儿了。我有一种作为一个外国媳妇在北京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被全家所接受的那种荣誉感。刚来时那种拘束感很快地消失了，我发觉我有充分的自由。公公对我最满意的是，我会和他顶嘴，说出不同的看法，这是其他的中国小辈们都不敢做的。对老人要完全地尊敬从命，这是他们家的传统规矩。革命来革命去，还是孔老夫子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