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我还没有读完高二，就失去了高考的资格。我的母亲，哭到崩溃。

还有我的地理老师，他的头发一下子白了许多。他的学养，他的师德，都是少有的，但我却因为这愚蠢的“个性”，给他带来了这样巨大的伤害，给他的教学生涯重重地抹上了一笔黑。

今天的我，为这段历史感到可耻。但在当年，我居然感到相当开心，我无知地以为立刻可以投入社会的洪流去挣人民的币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我放弃了，妈妈却没有放弃。我有个姨妈在四川绵阳科学城工作，妈妈托姨妈帮忙在那里联系了一所高中，想让我在那里重读，拾起最后一线希望。

我虽然不情不愿，但我从小在妈妈身边长大，看她哭成那个样子也不可能无动于衷，所以我接受了这个现实，同意去四川复读高一，重新开始。

1999年年底，我注销了北京的学籍，来到了四川绵阳。

刚开始的几个月，我一边熟悉和适应新同学、新环境，一边饥渴地计算着还有多少天才能毕业然后参加高考，进而回到北京。那个数字总是让我感觉漫长得没有边际。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出远门，心里总有种莫名的焦虑和孤独。

年少时的适应性是很强的，几个月以后，我就和新同学混熟了，还能说一口颇像那么回事儿的四川话。同学之间的感情使我拥有了一种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并不成熟也并不理性，仅仅是因为我们没有代沟。所以，我决定从姨妈家搬出来，住到学校去。父母虽然有些顾虑，但天高地远的，想管也够不着，只好由我去了。

毁灭和人生轨迹的改变由此开始。

年轻的叛逆是一切跟主流反着来。

我学会了吸烟。我的理由是，四川这个地方潮湿，而且抽烟的人很多，既然一个寝室八个人就剩下我一个不吸烟的，既然二手烟对健康的危害也很大，我何不变被动为主动？

同学之间聚餐，酒是能带动气氛的，我又好面子，所以，我又开始和大家一起喝酒，虽然我当年完全就是个“一杯倒”。

为了在异地不被欺负，我结交了一群四肢发达的“打架”高手，整天穿着奇装异服跟他们吊儿郎当地混迹在一起，或者叼着烟头儿蹲在学校门口等漂亮女生。

我还是挺感谢那些人高马大的男同学们，在他们的保护下，我确实没被欺负过。他们也不是所谓的“坏孩子”，至少都比我强，其中最能打的那个考上西南政法大学了。在人生的关键问题上，他们比我活得明白。

反倒是我，具备了一切“坏学生”的特质，将父母最后一点点希望也掐灭了。

妈，再信我一次好么？

父亲发过火，母亲哭得不行，老师拿我没办法。

然而我心里也有另一个声音在问自己：这是你想要的么？适可而止吧。

遥想当年，12岁以前我是一个“真汁儿”的好孩子，在部队大院儿长大，看起来“很闹”，骨子里很乖。

为什么我会从一个信心十足的“技术高手”变成了一个别人眼中的坏孩子？

诸多的“为什么”，成为我在四川绵阳最后一个月里想得最多的。

当年想考职高的我，想必不是为了不学无术、抽烟喝酒、泡女生吧？好吧，就算后者是青春期之必然，那前两者呢？

我怎么记得初中时在梦中出现最多的，不是抽烟喝酒跳霹雳，而是自己混迹于著名IT公司并有所建树呢？

我怎么记得让我自豪的是我玩计算机玩出来的那些成绩，我张嘴一口流利的英文，我写的一手好作文，而现在怎么成了这样呢？

我确实迷失了。但幸好，我能记得起那一年我是因为什么而变了，我还记得我曾经的想法，我还分得清楚现实和想象的区别。

最初的目的很简单，靠自己的能耐赚钱养活自己的那份自豪！

仅此而已，我个傻瓜，我个瓜娃子，纯属自废武功。

以上这些话，我确实在四川绵阳科学城一中寝室的被窝儿里对自己说过。

于是，第二天我主动拨通了家里的电话，这是我进入叛逆期以来，第一次和我的母亲主动沟通，第一次平静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妈，我想回去工作。再信我一次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