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安娜 著

连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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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王亚樵又结识了在国内倡导无政府主义的北大教授景梅九，开始钻研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学说，参加无政府主义研究小组，研究怎样打倒社会上的一切强权。后来，王亚樵在反动政府统治时代致力于暗杀大军阀、大官僚，有很大一部分理论依据，是受了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关系。

越来越多的人前来相投，加上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斧头党”应运而生了。

当时，李鸿章的族孙李少川也在合肥，听说王亚樵的事后，立刻前来，请王亚樵为当时在沪的安徽劳工做靠山，建立一支能打能杀的队伍，开拓上海滩的地盘。

“上海滩上的这些孬种，向来欺软怕硬，见到血就怕了。只要拳头硬，这里不愁站不住脚。”

李少川走时，丢下了一千块钱和五十把雪亮的斧头。“你大胆地干，上海滩就是为你这样的英雄而建起来的。”

王亚樵将信将疑地召集了五十个人，一人发了一把斧头。这五十把利斧出动了几次，立刻轰动了上海滩。

聚集在王亚樵旗帜下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大多是安徽劳工。王亚樵不停地定做斧头，很快，持斧头的人达到千人之多。

上海滩上提起斧头党，没有不为之色变的。就连流氓大亨黄金荣等人也胆战心惊，常常告诫门徒说：“斧头党的事，多一件不如少一件，能躲就躲。”一些街头泼皮无赖，自然也都避之不及。以至于赌徒们在赌场上发誓时都说：“哪个瘪三赖账，让他出门撞上王老九。”

王亚樵字九光，上海滩人便呼其王老九。又因王亚樵手下子弟众多，打仗常出其不意，有人相助，上海滩人又称其为“九手手”。

随着队伍和影响的扩大，王亚樵聘请了著名大律师李次山为“安徽旅沪劳工工会”的法律顾问，他挑选门徒中精通文墨的人，组织起一个“公平通讯社”，作为喉舌，自办油印小报，为自己声张呐喊。

1921年夏至之夜，坐落在日晖巷的安徽会馆闯进了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

“九爷，九爷！你要为我主持公道！”

“九爷”把那汉子让进了自己的卧室。这里是“安徽旅沪劳工工会”的核心地带，旅沪皖人一系列惊世骇俗、叱咤风云的壮举都是在这里酝酿而生的。

“你有什么事？慢慢说吧。”“九爷”很悠闲地摇着扇子，点了下手指，一个女人递上一碗茶，那汉子接过，诚惶诚恐地坐了下来。

原来，这汉子叫薛万才，合肥上派河人氏，前年家中遭灾，今春前来上海打工。因生得五大三粗，力量无比，被一姓龙的老板看中。龙老板经营食品加工，需要卸货的人，薛万才正好派上用场。原先双方约定，龙老板平时管吃管喝，另外，每月再付三块大洋的工钱。

薛万才原本勤苦之人，见条件优越，干起活来十分卖力，原先要两个人干的活，现在他一个人就能干完。

谁知，干了三个月下来，龙老板始终未付工钱。这天早晨，薛万才接家中来信，说父亲病重，急需他带钱回去，不得已，才找龙老板要工钱。

龙老板哪里把一个外地的穷小子放在眼里，手一挥，他手下的那群监工一拥而上，把薛万才打得鼻嘴流血，扔出了工厂。

薛万才来到黄浦江边，往家乡方向跪了三下：“爹，儿子没用，没脸回去见你，你原谅儿吧。”说完，就要投江。此时，一个码头上扛包的人走过来，一问话，惊喜地说：“我们是同乡，你合肥人吧？”

薛万才点点头。

“遇上什么麻烦了？”

薛万才把前因后果一说，那人一拍大腿：“就这点事，怎么不去找‘九爷’？”

说着，那人为薛万才指了路径，让他找到安徽会馆来。

听了薛万才的话，“九爷”点了点头：“你吃饭了吗？”

薛万才摇摇头。

“九爷”对手下说：“带他去吃饭。”接着他又说：“你快点吃，吃完了来带路，今晚就去把钱要回来。”

龙老板早已睡熟。

“不好了，老板，起来。”

夜里值班的监工焦急地叫了起来。

“怎么回事？”

“斧头党，斧头党来了！”

“姓龙的，下来！”外面的人开始喊起来。

龙老板只好硬着头皮从楼上下来。

“姓龙的，我们是来给我们的同乡领工钱的。”

7

问：现在的北京可不是三圈了。

答：那是肯定了，六圈也有了。现在的北京，城市建设规模越来越大，也不论内城外城之分了。道路也变成了“三环路”、“六环路”了。

古人在城市建设时，还遵循一条原则就是要努力“宣王之德”，也就是说在建筑风格和规模方面要体现维护、宣扬君王的统治权威。随着社会的发展，古人所遵循的这条原则也逐渐从“宣王之德”转变为“成民之事”，为方便黎民百姓生活而建造，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

问： 这么说，古人也是早就意识到“以民为本”思想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的重要意义了？

答： 是的。当初咸阳城最特殊的地方就是城内布局的创新。创新的根本点在于“成民之事”，而不再是“宣王之德”。城内划分了宫廷区、商市区、仓廪区、匠作区等八个区域，将城内的官民居住部署得井井有条，城市规模和管理在原来基础上升华了一个层次。

说到这里，我想起历史上对秦朝有“秦人务实”的说法。当时，秦朝国力最强盛，但是宫殿却是朴实无华。其他国家则是纸醉金迷，奢华之风兴盛。所以秦朝才能开源节流，养精蓄锐，最后吞并六国，称霸诸侯。

问：一篇文章说，由于金融危机的出现，许多国家为发展经济伤透脑筋。而不丹这个国家却在实践另一种发展模式，那就是超越GDP,一切以人民的幸福与快乐为重。在新的国家宪法体系下，不丹评价政府措施和官员政绩的标准不是经济是否发展，而是人们是否“幸福与快乐”。不丹虽然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但是人民的“幸福指数”却是全球最高的。对于这种理念，你如何看？

答：追求全民幸福快乐，这个理念值得我们国家借鉴。发展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就是为了人民生活得更好、更幸福，政府就应该关注这一点，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要高于经济发展的目标。

问：前不久，媒体报道说上海市政府在规划2010年世博会园区时，充分考虑到百姓的生活，提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规划思路。保留了一部分历史建筑，并告别了传统的大拆大建的模式，保留居住区，使一万多户居民免于搬迁。这样一来，既达到了为周边的居民改善生活条件的目的，又为企业发展开辟了空间，还治理了污染源，一举三得。尤其是老百姓没有吃亏，还成为直接的受益者。这不是很好吗？

答：政府建造世博园区不是为了一个半年的会期，而是为了城市的未来奠基，努力做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当然好了。

问：那是否说，政府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承担着很重要的责任？

答：毫无疑问。假如把城市发展比作一个人的心脏，那心脏跳快了不行，心动过速；跳慢了也不行，心动过缓。早搏更不行，会要命的。所以，要节奏适度才可以。

我认为，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这些城市是否萎缩了、是否需要扩建。而在于我们是让它以破坏性的、还是以可持续的方式进行。

问：如果遇到不协调、不可持续发展的情况时，应当怎样做？

答：有句古语说得好，“利不百者不变俗，功不什者不易器”。对百姓没有十倍的利益，宁可维持现状。城市建设和发展也是一样，太快了，容易造成社会发展失调。太慢了，不利于经济发展，要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工作，又好又快地发展才行。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过一句话，“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意思是厚重是轻浮的根本，安静是急躁的君主。政府应当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总结城市发展的得失，充分论证，给城市重新定位，不要动不动就 是“楼倒倒”、“楼脆脆”，拆来拆去，轻易改变城市的现状。要理性而有序地去发展，使人和城市的结合更加自然协调，和谐共生，生生不息。

第五问 子女可以做到“孝”，却不容易做到“顺”

——百善孝为先

问：赡养老人、孝顺父母，是做晚辈的义务和责任的义务。但是一些做子女的常常感慨，孝顺真正实行起来有些困难，其中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对于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答：“百善孝为先”。孝顺父母，这是天经地义的，不需要犹豫和解释。这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传下来的传统美德。许多西方的老年人看到中国子女对父母的孝顺，常常羡慕不已。他们说，在西方，没有像中国子女这样孝顺父母的。

问：但西方人不了解，一旦接触到具体琐碎的生活时，真正履行孝顺父母的责任，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你有这种感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