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贵利在《武汉科技大学学报》撰文认为，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从长远战略出发，系统思考，整体谋划，协同动作，稳步推进。（1）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巩固和拓展政府的合法性基础。（2）加强政府法治建设。尽快修改政府组织法，依法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责权限，使各级政府职权法定，行权有据。（3）以优化结构为重点，深化行政体制改革。（4）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增强政府管理的透明度，保公民的信息知情权，为公民广泛参与政府管理创造良好的信息公开环境。（5）加强政府绩效评估，为实施有效的奖惩提供科学的依据。（6）尽快设立政府管理质量奖，树立公务员正确的价值导向。（7）在公务员管理中引入能力主义管理机制。（8）加强和不断完善行政问责制，并将行政问责制融入行政监督体系之中，通过提高监督主体的监督等措施，改革和完善行政监督体系，切实加强对行政权的监督和约束，坚决克服政府管理中的消极腐败现象。

公众最认同的中国政治优势在哪里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在《人民论坛》撰文指出，人民论坛记者采访调查105位专家，意见收集结果显示，中国最为集中的十个政治优势分别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具有很强的组织和动员能力，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确保了改革、发展与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指导，为我们国家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既保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又调动了群众积极性；政治文化的包容性，可以更好地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不同于西方的政党制度，保持了政权稳定和政策的延续性；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可以使公民有序参与到政治决策中；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有序的政治环境；具有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以上十个选项，1000位群众的调查结果显示，受调查者最认同的前三项分别为：集中力量办大事（占总23.45%）、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占总17.22%）、稳定有序的政治环境（占总15.88%）；而受调查者认同度较低的后两项分别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占总8.9%）、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占总7.45%）。同样是这十个选项，200位干部的调查结果显示，受调查者最认同的前三项分别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占总34.55%）、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占总25.7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占总22.46%）；而排在后两项的分别为：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占总7.94%）、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占总6.7%）。从以上调查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公众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非常高的认同度，这也成为我们最大的政治优势之一。但以上调查结果同时显示，无论是干部群体，还是普通群众群体，对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这个政治优势的认同度都比较低。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作为我们的传统政治优势，正面临着严峻挑战，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公选制度的发展趋势

张子云在《学术界》撰文认为，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形成干部选拔任用科学机制。”“完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差额选举办法。”党的十七大对公开选拔工作的新要求，必将推动公开选拔工作进入深入发展的新阶段，公选制度将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①更加常态。公开选拔必将向着经常化、制度化不断迈进，真正成为一项经常的、重要的干部选拔任用方式，真正纳入干部选拔任用体制之中。社会心理环境将不断优化。②更加公开。进一步推进公选制度，公开必将进一步扩大，不公开运行的环节必将进一步减少，公众的参与空间必将进一步拓展。③更加公正。当前，公开选拔的公正主要还停留在程序公正或者说形式公正阶段，从形式公正迈向实质公正是公选制度的必然趋势和理想化追求。实质公正就是指结果公正，就是指确保最终选拔出来的是相对最优秀、最合适的人选。④更加科学。公选制度越深入发展，与科学和技术的联系越紧密。进一步推进和完善公选制度，必将依靠科学和技术提供内在支撑，先进的考试测评技术和方法必将更加广泛地应用于公开选拔，不断提高考试测评的实用性、科学性，逐步建立健全科学的考试测评体系。

后单位时代社会支持的再造

李宁宁、苗国、姚俊在《南京社会科学》撰文指出，传统的社会支持随着单位制的解体而逝去，后单位制时代社会支持的再造不可避免，尽快实现社会支持的更替，才能减少社会支持的断裂带来社会阵痛。首先是国民物质生活保障支持体系完善化、健全化。其次是建立健全有效的心理疏导社会机制。“去单位化”过程中，个体社会成员应能以“制度性”的渠道表达、捍卫自己的利益诉求。有效的心理疏导社会机制，是人们的消极情绪得以宣泄和释放、保持心理健康的重要条件。再次是心理健康服务和教育应当转向社会化，提高主动性，推进专业化、规范化心理救助机构建设。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全社会应该存在专门机构补充心理健康服务的空缺，特别是要注重向所有普通人提供相关的服务和教育。最后是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整合功能。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剧，社会管理体制也应随之转变，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在于社区逐渐取代单位成为最基层的社会管理部门。同样，社区也应当成为日益紧迫的心理健康教育的载体。未来的社区建设，应推动社区公共服务模式的创新，进一步完善社区网络化管理、社会工作机制建设，逐步将社区建设成为基本公共服务的基本单元和社会管理的组织节点。

社区的四种类型及其特点

鲍宗豪在《河北学刊》撰文指出，在中国，社区类型随着社区内涵的丰富，尤其是1990年以来开展社区建设以后，得到不断拓展。可以把各种社区大致归为以下四种类型：一是行政型社区。行政型社区是改革开放初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在改革开放初期，城市的管理主要是“单位制”和“街居制”模式。随着“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化，突出了“街居制”的功能。二是合作型社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需要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出现了合作型社区。这一社区的一种模式是政府通过授权或购买服务，将原先由政府组织承担的社会职能交给社区内的自治组织；另一种模式是建设集党务、政务、业务于一体的社区管理中心。三是自治型社区。近十年来，根据市场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不同条件，一些社区过渡为自治型的社区。随着自治型社区的建立和完善，社区居民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也得到了加强，完全改变了过去由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管理社会的局面。四是网络社区。随着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廉价快速交通的运行，人口多边流动性的增强，新型的虚拟社区或网络社区正在形成。网络的超时空、跨国界特性，正在造就全球社区。这些社区冲破地域的约束，通过网络空间锻造跨国界、跨种族、跨民族的社会关系；全球网络社区一般具有成员的多样性、共通性、聚集的规律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