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游刘庄及三潭印月，茗坐至七时，再以小艇荡漾湖上。晚风吹来，稍觉凉爽，八时到楼外楼晚餐，黎叔伉俪特来晤叙。餐毕已九时，楼主人乞题字，写羽蹘无所一绝付之。出门晤见方青儒、娄子匡、张延哲三君，遂回福清寓处小坐吃菱。十一时三十分寝。”

陈布雷这次到杭州旧地重游，记得很详细，道出了给蒋介石当上幕僚长契机。自谓“浮沉政海，二十一年矣”。

197年2月初，阴历除夕夜，陈布雷与潘公展联袂到了南昌。

南昌这个地方，陈布雷从未到过。大约是1919年3月，陈布雷为视察祖上在江西办的事业，曾经到过修水，回程由水道至涂家埠，登岸换乘南浔路火车到九江。原来想一游南昌，因同去的族中老人思归，卒未能成行。这一次到了南昌，第一个印象是满街都是横幅标语，写着“蒋总司令劳苦功高”、“蒋总司令万岁”等等，就是不提张静江一个字。张静江这时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又是国民政府主席，按说职位要比蒋介石高。陈布雷想：大概蒋总司令确实劳苦功高，现在是北伐时期，军事高于政治吧！他想先去见一见张静江。

张静江这个人，陈布雷是熟悉的。张静江，原名人杰，浙江吴兴南浔镇人。他兄弟众多，排行第二，人称老二先生。张家为南浔四大巨富（也有称“南浔四象”或“四大金刚”）之一。前清时先以丝、盐起家，持有巨额盐引票，在浙江、江苏设有盐公堂和盐厂，控制食盐运销，并将吴兴特产辑里细丝贩运出口，销售国际市场。在上海设有通运公司、通义银行和大纶绸缎局；在法国巴黎、美国纽约也有通运分公司，成为最早的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之一。

张静江幼年虽由家里延师攻读诗书，但一无成就。20岁左右，由其父做主与苏州姚姓联姻，姚为苏州道员，嫌张无功名，示意张父为子捐官。张父遂以10万两银为儿子捐了一个“钦加二品衔，候补浙江实业道”。张跛足，人称“张跷子”，传说是一次火警中为保全张家市房，亲率救火队上屋救火，不慎跌下伤足致残。也有人说张救火伤足，尚能行走，由于生活放浪，治疗不慎，伤及坐骨神经，遂成瘫痪。

1902年5月，杭州人孙宝琦任出使法国大臣，张静江以一等参赞名义，充当孙之随员出国。张当时是想乘机到法国花花世界去见识见识。在赴欧的轮船中碰见了孙中山先生，孙中山见张较年轻，官职不高，想说服其脱离清廷参加革命，遂以真名实姓相告，并且宣传革命，告以推翻清廷之主张。张静江也看到当时慈禧太后专权的腐败情形，认为孙中山的革命有可能成功，觉得此时同孙联络，一旦革命成功，就可位列显要，遂向孙表示赞同，愿意参加孙之组织，并且询问：“先生此去何往？作何计划？”孙中山说将由欧洲再到美国等地向华侨宣传，进行募捐，以供国内建立革命武装之用。张静江即表示“愿以白银三万两相助”。当即亲笔写一信给在美国纽约的通运公司经理姚淑兰（张的妻舅），凭信一次照付。张静江还密告孙中山：“钦差大臣孙宝琦也在这一条轮船上，务请注意，谨慎行事。”孙中山认为张忠诚可靠。后来孙中山就委托张负责筹划和掌握同盟会基金，给予财政部长名义。

反袁失败后，张避居日本、法国。袁世凯死后，孙中山回粤，张回到上海。1920年张静江动用国民党基金和虞洽卿等在上海开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陈果夫、蒋介石、戴季陶都在交易所做经纪人。陈布雷在上海办《商报》，与张静江有了接触。1922年6月，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通过中共介绍，和苏联代表越飞会见，决意改组国民党，实行三大政策。那时张静江态度极为冷淡，并多次在人们面前以讥讽口吻肆意诬蔑说：“孙先生要联俄联共，我没有意见，但共产如其可以公妻，这我倒极为赞成。”1924年，孙中山在粤改组国民党，召开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张被中山先生提名为中委并列入主席团，张竟不出席，经中山先生反复工作，张仍当选为改组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病危时，张从上海赶到北京探望。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西山会议派”反对三大政策，张持观望态度，留在上海。不久，蒋介石在南方掌握了实权，将张静江、陈果夫、戴季陶等召去。蒋介石不但在上海张静江办的交易所里做过经纪，又与张是拜把兄弟。粤系将领许崇智是老大，张静江是老二，蒋介石是老三，戴季陶是老四。蒋最初在孙中山大元帅府当上校参谋是张的力荐，后来蒋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也经张在孙中山面前做过工作。张静江自恃“党国元老”，蒋介石也正想要张做一块挡箭牌，张于是当上了中政会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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