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郑抱真将买到的烟幕弹交给王亚樵后就来到南京，他买通了财政部的一名经济师，这名经济师每天都要向宋子文汇报外汇市场行情，宋子文每要出门总要向他打招呼，所以情报准确。

1931年7月22日，宋子文对会计说：“刚才青岛来了电报，家母病重，我准备今晚回沪打点一下，不日去青岛。有事可用电话和我联系。”

郑抱真得知后，立即密电王亚樵：“康叔准于22日晚乘快车去沪，23日到北站，望迎接勿误。”

郑抱真发完电报，小泥鳅突然从上海赶来，迫不及待地向他报告：“我买到烟幕弹后，探听到田中已收买常玉清在北站刺杀重光葵，然后嫁祸铁血锄奸团，以便在上海发动战争。”

小泥鳅还了解到，常玉清已知道宋子文23日到北站，届时趁宋子文和重光葵出贵宾门时行刺。

重光葵的基地在上海总领事馆，每周一到南京使馆办公，来往宁沪时间和宋子文基本一致。他在南京主要与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政廷打交道，和宋子文也常往来，关系甚密，经常同乘一列尾部的花车回上海，所以田中和重蔚千春认为，这是行刺重光葵的最有利时机。

更主要的是，行刺得手后，也可施放烟幕弹掩护撤退，同时将写有“斧头党”的未响炸弹及武器丢在站内外，以制造栽诬王亚樵的证据。这样，中国就必须承担事端的责任，日本军部也就可以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萨拉热窝事件一样，名正言顺地兴师问罪了。

至于行刺重光葵公使的人选，日本军部早就看上了清帮头子常玉清。

郑抱真听过小泥鳅的报告后，感到问题极为严重：明天王亚樵刺宋子文，常玉清杀重光葵，届时二人必死无疑。但是，结果王亚樵正好为常玉清作了掩护，日本军方很容易将一切责任推到铁血锄奸团身上，推到斧头党身上。中日冲突骤起，王亚樵和铁血锄奸团就成了洗刷不清的罪魁祸首、民族的罪人。

当时，华克之和郑抱真在一起。他主张立即发一份加急电报，暗示情况突变，停止刺宋。但是，时间已来不及，且电文也难以说清楚，同时更要冒泄密的风险。郑抱真毅然决定，他和华克之搭乘当晚宋子文、重光葵的快车去沪，抢在宋子文和重光葵走出车厢之前下车，对空鸣枪发出警报，以威慑他们不敢离开车厢，对宋子文和重光葵实施“保护”，以破坏常玉清的行刺计划，也使王亚樵暂时下手不得，待说明情况后，再图他谋。

然而，郑抱真的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7月22日，宋子文和重光葵等人乘坐专车离宁驶沪，王亚樵在此之前已接到电报。

“宋子文，这下对不起了！”王亚樵拿出宋的照片看了一下，坚定地说。接着，他立即派上海组员按原定部署分别进入预定位置，准备战斗。

此时，王亚樵根本不知道日本人的阴谋和常玉清的行动。他仍按原计划部署：由孙凤鸣等七人守月台，由龚春蒲、刘刚、龙林、唐明等守候车室，由谢文达率第三组把守站外的天目路一带。

7月23日上午，宋子文所乘列车抵达上海北站。尽管站台上岗哨林立，警戒森严，而王亚樵的部署却均已各就各位，密切注视站内动向。

与此同时，常玉清一伙也进入各自的位置，做好了杀人的准备。

宋子文和重光葵乘坐的车厢是一节挂在列车尾部的“花车”，重光葵带着两名使馆书记官，宋子文带着六名贴身卫士和机要秘书唐腴胪。

宋子文随后在其秘书的陪同下，缓步走下车来，在众人簇拥下走出站台。这时，埋伏在候车室的第二杀手小组组长龚春蒲发出“准备伏击”的命令。

就在同一时刻，守在车厢中待机的郑抱真和华克之见宋子文已走近出口，眼看就要进入常玉清的枪击圈内，便不顾一切跳出车厢，紧急对空鸣枪，以示警告。

宋子文的卫士见状，立刻拔枪还击。王亚樵手下人看到郑抱真信号后还以为需要支持，便向卫士开枪。

一时间，车站内外子弹横飞，枪声大作。

这时，重光葵的汽车还没开，一颗子弹打到车筐上，发出很大的响声。

“快开车！快！”

重光葵叫着，司机发动起了汽车，一溜烟出了车站。

宋子文和随身秘书唐腴胪都穿着一身白哔叽西服，戴白色拿破仑式帽子。唐夹着皮包，宋空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