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拓展农民工参政议政的渠道，建立更多的农民工组织，允许农民工在工作所在地投票，让更多的农民工进入人大。”7日，身着黑色西装的农民工代表胡小燕在小组讨论时发表了她在本次“两会”上的首次建言。（《南方日报》3月8日）

作为出身草根的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两次参加两会，在生活打拼的同时关注社会和公共权利，提出了自己的提案和建议，令人赞赏。胡小燕提出要“让更多的农民工进入人大”，我们能理解这样的建议或者说是一种诉求。而事实上，农民工这一群体权利代言人过于稀缺，进一步扩大农民工代表参政议政的席位，从阶层权益保障的角度看，这当然是必须和值得期待的。

去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后，胡小燕的手机曾经一度被打爆，这说明农民工的诉求欲望是多么强烈，作为人数最为众多而权利最缺乏安全保障的群体之一，农民工格外需要一个强大的代言系统。然而，回避不了的问题是，面对2亿的农民工，农民工代表的数目从几个扩展到几十个乃至更多，其实也是杯水车薪。

问题的关键在于，只有胡小燕们这样的农民工代表才能“代表”农民工吗？农民工的权利诉求、权益伸张，一定要靠特定的群体代言人的“鼓吹”才能实现吗？非也。农民工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做出重要贡献的社会力量，他们的权利诉求，每一个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不应漠视。还有相应的权益保障制度和组织机构，也都理应保持通畅和宽泛。这些，才是农民工表达话语权和实现权利欲望的主要途径。

当然，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农民工能走入参政议政的殿堂。但在现阶段，农民工这一庞大群体的“困顿与渴望”，应该多体现在人大、政协的民生提案中，舆论和公权力的强力支持中，而不能只依靠几个所谓的农民工代表。 王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