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山东省《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被国务院批复，这是我国第11个区域发展规划。另外，国家在战略层面还有8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下称“综改试验区”)，在政策层面，有11个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这些区域政策大多是近三年出炉的。

如果说，30年前的深圳特区、20年前的浦东新区、10年前的西部大开发都是万众瞩目的焦点，那么近年来，当大量的国家区域规划涌现时，“国家区域战略”这块“金字招牌”如何从数量转化为质量，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2008年2月，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获得国务院批复，由此开启了新的“特区”时代。

北部湾之后，如雨后春笋般，又涌现了10个国家级区域规划。它们分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江苏沿海地区、关中-天水经济区、辽宁沿海经济带、中国图们江区域、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在近三年时间，国家也在继续增设综改试验区，在上海浦东、重庆、成都、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的基础上增加了天津滨海、沈阳和山西。另外，还出台了若干针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

为何在“十一五”时期密集出台如此多的区域战略规划？这是国家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形势所逼。

近年来，在经济发展中，工业的无序、无度开发表现严重。2002年，新一轮的重化工业兴起，为追求发展速度，不管有没有条件的地方都在搞。结果是，全国各地的重工业比都超标，沿海地区达到60%以上，有的地方甚至超过了80%，产业结构急需调整；而在华北，有些严重缺水的地方却在搞高耗水、高耗能的重工业，造成当地水资源枯竭；在南方地区，一些环境容量很小的地方却布局了一些资源性工业，超越了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导致当地环境资源遭到严重破坏。

中国社科院工业布局与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陈耀说：“这促使国家必须对区域进行规划，明确地方的定位、目标、工业和生态布局，以及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

相对于规划，综改试验区是以“改革”为内容，目标是解决问题、探索实践，鼓励地方“先行先试”。

由于国家给予“综改试验区”与“区域规划”同样力度的政策支持，它们已经成为带动地方发展的引擎。目前，我国的综改区分别有为“开发、开放”而设的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而设的“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有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成都和重庆；探索 “新型工业化”的辽宁沈阳；探索“资源性经济”的山西。

除了“区域规划”和“综改试验区”之外，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导意见”也是支持区域发展的重要文件。相对于“区域规划”和“综改试验区”来讲，指导意见更偏重指导性，政策层级更高，主要针对特殊区域和有被关注问题地区的发展。例如，2009年5月，国务院通过《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

除了海峡西岸经济区、海南国际旅游岛等备受关注的指导意见外，国家针对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长三角的发展都出台过指导意见。另外，还有不少指导意见未被公众广泛关注。

与上世纪80年代国家所设立的“特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相比，如今，国家给予的区域政策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只是覆盖范围从较小范围的工业园区和城市个体扩展到更多的省区、更大范围的城市群和跨省区域。

至此，中国的发展区域已成百花齐放之势。“如果说改革开放前20年，是东部一极带动中国经济的发展，那么在1999年西部大开发后，中国区域在多极化发展。这好比动车组，不再是一个火车头带动，而每节车厢都有自己的动力，就加快了发展的速度。”陈耀对记者说。

地方的渴望

纵观各地，在我国31个省(市、区)中，只有浙江、黑龙江、贵州等少数省份没有国家规划，其余都已进入国家战略之中。未来，新的国家区域战略还将陆续出炉。各地依然在激烈的角力之中。

2010年12月21日，国务院《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其中“中原经济区”被列入国家“重点开发区域”。河南省发改委副主任张廷建介绍， 这是国家第一次将中原经济区写入国家文件，标志着中原经济区建设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此次被列入重点开发区域的除了“中原经济区”，还有冀中南地区、太原城市圈等17个区域。

现实中，国家战略规划依然是稀缺资源也是带动地方发展的一个跳板，因此一个主题的规划甚至被几个地区争抢。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是“十二五”开年的第一个国家区域规划，也是我国第一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区域规划，但人们看到的是，在其获批的背后，浙江和广东都在打“海洋牌”。

“到如今，很多地方都将争取进入国家战略作为重要工作之一，这种思路已经被普遍接受，在争抢中很多地方难免有了这种心态——如果其他地区有了，我这个地区也得有，有总比没有好。”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陈秀山对记者说。

另外，国家区域战略本身的利好也是巨大的诱因。“在博弈的过程中，一旦争取到国家支持就会对地方发展有利。一方面，区域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它的影响力最广；另一方面，如果地方政府不去争取，就会错失良机，在今后的发展中就处于一个不利的位置，就可能被政策边缘化，对未来的招商引资会影响很大。”陈耀说。

“因而，无论有没有国家战略规划的必要，争取国家政策就成了地方政府的必修课。”一位专家如此调侃。但也有人认为，地方大可不必如此。与20年前沿海城市开放开发相比，如今的区域发展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那时候政策效益大是基于国家战略的稀缺性，而且，当时国家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初期，总体上是由国家控制着整个资源，谁的政策松动一下谁就有了市场。而如今，在中西部的很多地区都具备了自身发展的工业基础，自我发展的能力大大提高。

陈秀山认为，地方发展也不一定非要获得巨大的外部资源或政策上的优惠。各地发展的现实成效证明，对于国家战略规划的申请还是要回归到自身发展的需求，切实进行改革创新，而不是仅仅去争一顶“帽子”。

错失的机遇

虽然获得了国家战略支持，但也并不是所有地方政府都会欢欣鼓舞并落实规划。现实中，被浪费或是被废弃的国家级区域发展文件不止一例，其背后的原因不仅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耐人寻味。

中关村就是一例。如果说，当年上海浦东为取得第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而加速前进，并取得耀眼的成就，那么，北京的中关村获取“试验区”比浦东还早，但后来却被浦东抛在了身后，对中关村来说，这是难言的痛。

2005年6月21日，上海浦东被批准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结束了“经济开发区”的身份，开始了“综合试验区”的探索，被媒体广为关注。而一年前，已经获批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中关村仍然处于沉寂。

中关村被获批的是以“自主创新”为主题的“试验区”，没有人知道这个文件的分量。陈耀说，“这是全国的第一个！”当浦东正轰轰烈烈以“综合试验区”为名做宣传、搞规划、引投资时，这份文件依然被锁在了北京市政府办公室的抽屉。知情人士透露，“当时，地方政府没有重视，甚至中关村的人都不知道。”

2007年中关村邀请专家团队来做战略研究，专家提议，中关村应该向国家申请作为自主创新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结果查到三年前国务院的批复，众人惊讶。一位业内人士这样说，“中关村的麻木性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国家批了，他们竟然没有反应。”

在给中关村做研究的专家组中，肖金成就是其中一位。他对记者坦言：“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文件很重要，因为，我国十二五期间的主要任务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第一是产业升级，第二就是自主创新，而且，胡锦涛总书记在重要场合提出，中国要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而中关村在自主创新上起着重要作用，这个带头应非中关村莫属。”

既然国务院已经做过类似的批复，所以中关村不能再批，而以前的批复又无法重新启用。所以，中关村的“自主创新示范区”的申报陷入了尴尬。后来，由于考虑到这一示范区的重要性，中关村重新递请国务院签字，2009年获批。此时，国家综改试验区在全国已有数个。

重新被批复后，中关村示范区的影响力有限。因为后续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并没有在社会激起太大波澜，在国家众多改革试验区中，中关村很难鹤立鸡群，媒体对此兴趣也不大。“中关村错过了最好的时机，”陈耀对此不无惋惜，“至少可以向国家要很多政策，甚至是创新的资源，但它没有抓住。”

无独有偶，大连也有着同样的际遇。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提出，充分利用东北地区现有港口条件和优势，把大连建成东北亚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但当时，地方政府并未引起重视，建设国际航运中心一事就此被忽略了。

2004年，天津滨海新区做研究时，就希望将自身打造成“东北亚的国际航运中心”，但考虑到这顶“帽子”已经给大连戴了，2006年，参与天津滨海新区战略研究的专家建议，为了避免重复，天津滨海新区的定位改成“中国北方地区的国际航运中心”。对于天津滨海新区的申报过程，肖金成作为战略研究的主要专家，如数家珍。

“过了几年，大连就提交了一个关于把大连建成国际航运中心的报告，经过多轮修改最后批了，但结果是，之后也就没了动静，国家发展战略也就这样被地方再次打发了。”肖金成说。

陈耀说：“其实，单单靠审批一个文件，其影响力还是有限的，也是暂时的，区域发展要保持持续的影响力，就必须有具体的做法，实实在在做出一些成绩。”

“要大胆去做！”

国家对区域规划审批设有审核机制，一旦区域规划批复下去了，又如何保证落实呢？

“现在有一些规划做得很好，执行起来就不是那么一回事。”陈耀向记者指出了当前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各地区域规划和综改试验区在落实中表现参差不齐，有些地方甚至寂寂无声。

区域战略推行缓慢的背后，原因是复杂的。一位长期进行战略研究的专家指出，有些地方为了获取国家政策，在申报时迎合国家区域战略中现有的主题，从而导致地区发展的实际走向与战略规划并不吻合，因而规划只剩下一个“噱头”，在实际发展改革中的作用并不明显。

而且， 体制、人才客观因素也会阻碍区域规划的落实。据了解，辽宁沿海经济区的规划本身是为了促进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等沿海6个城市统一规划、协同发展，但规划出台以后，各个城市各行其是、独立运作，这样与本来的目标就相违背。

另外，“有些地方只是在等，等中央给批示、给政策、给补贴，而不是基于自身的发展用心谋划、积极务实地去推进。”陈耀说，“先行先试必然存在一定的风险，有一些官员担心会影响自己的位置，不敢去做，就会耽误时机。”

“当前，政策是否落实，区域规划的具体实施情况如何，操作中出现了什么问题，规划执行的责任谁来承担，现在没有一个追踪机制，更谈不上问责了。”陈秀山坦言。而这导致的结果是，各地更多的精力投到了审批环节，而对规划本身缺乏正确认识，最后不了了之。

陈耀告诉记者，“按照目前的机制，对于国务院批复的文件，国家发改委应该负有监督规划实施的责任。”

当然，也有人持不同的观点。肖金成告诉记者，在当前国家区域规划中，并没有量化的目标，更多的是开放而富有弹性的指导性政策，因此，没有办法进行实际考核，而且也没有必要设立这一环节，因为规划更多的在于方向性的指导。

“虽然，我国的区域战略规划没有设具体的考核问责机制，但在执行中，地方如果违背区域规划中的用地指标、环境保护等大的原则，也会被追究；另外，涉及到国家资金投入的项目在一定期限内也会有一个审查考核的环节。”肖金成告诉记者。

从现在看，区域规划在落实中的表现越来越重要。“虽然感觉还不明显，但未来随着区域战略的增多，这个问题会越来越突出”。中国社科院工业布局与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陈耀说。他认为，既然国家在战略层面规划了这些区域经济，就应该监督规划的实施，明确责任主体。而且，改革必然存在风险，地方政府还是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既然国家给了你先行先试的权限，你就要大胆去做！ 据《中国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