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对主人蒙难，从心底是着急的，他对蒋介石知遇之恩一直铭感五内。

“蒋先生，你……”陈布雷看到有人扶着的蒋介石从机舱里下来，他不禁含泪而言，但讲不出话来了。这时，宋美龄、宋子文和张学良的另一架飞机，尚未到京。

西安事变后第3天，陈布雷阅读蒋介石的顾问端纳带来的宋美龄的信：“布雷先生，邵元冲、蒋孝先、萧乃华都殉难了。”蒋介石说：“这次你幸亏未去。”

邵元冲是陈布雷浙高同学，萧乃华是他的部下，他都熟识。陈布雷说：“这次事变，幸赖领袖威望，夫人全力斡旋。”陈布雷顿了一顿，“蒋先生得能脱险，这是全党全国高兴的事。张汉卿先生怎么也来了？”

“他是陪我来的，请罪来的。”蒋介石对陈布雷说，“陈主任，你马上起草一篇对张、杨的训词。你可以找夫人谈一谈。”

陈布雷又见到了另一架飞机，它从西安载来侍从室中跟蒋到西安去的汪日章、萧赞育、毛庆祥等人。汪日章简单地讲了西安事变经过：

“陈主任，你回南京后，张学良来接委员长，委员长一向以子侄辈待张，而张平时也唯命是从，所以委员长对张深信不疑。在临潼时根本未考虑带上自己的卫队，而以张的卫队为外围。委员长估计杨虎城不可靠，但想不到张学良会和杨虎城联合起来。12月4日，由张学良陪同，我们专车抵临潼。住在华清池的三间宫殿式平房中，委员长住右边两间，我们住左边一间。每天委员长忙于接见中央军、东北军师级以上将领。陈诚、胡宗南、蒋鼎文主张撤走东北军、西北军，由他们来‘围剿’。委员长责骂张学良，逐日升级。委员长说苏联把外蒙强占去，也是要把中国做附庸；苏联和日本同样想侵略我国。委员长又说，共产党是大敌，国家若被它劫持，则万劫不复。我们中国尽有好东西，不必剽窃外来的。我们要实行三民主义。委员长还说，他是主张抗日的，这几年奔走各省，就是为了作抗日准备，但内部不一致，怎能抗御外侮，等等。有次张学良哭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委员长发火了，大骂他：‘你这样，我枪毙你！’声达室外。张学良与钱大钧一向投契，张学良每次挨了骂，就到后面一幢房子与钱大钧谈天，笑声达于门外。张趁机提出专车车头要修理，钱大钧也一点防不到，于是把专车车头拉走了。这样，临潼与外地只有汽车可通，而汽车都是张学良的车队。看来张学良是早有准备，但是很镇静。”

宋美龄这时也进来插嘴说：“张汉卿老早是有打算的。前次他和端纳随我们去昆明，他就劝过我不要去西安，说那里气候干燥，风沙大。也劝端纳说，年龄大了，出门太辛苦，不必去西安了。这是话中有话。”

“张学良来洛阳接委员长时，对委员长陈述士兵不愿打内战，自己掌握不住，要请委员长去解决。”汪日章说，“这原来是一个阴谋啊！不过他可并不存心要杀领袖的。事变时，我在睡梦中被乱枪惊醒，子弹从窗门飞进来，当即被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孙铭九所俘，我和毛庆祥被点名押去，以为去枪毙，那时也只好置生死于度外了。后来张学良来解释说，除了兵谏，别无他图，说委员长备受保护，大家不久可回去。12月25日，杨虎城陪我们吃早点，笑着说：‘你们受惊了，现在可以回去了。’”

蒋介石叫陈布雷写对张、杨训词时又说：“张汉卿年幼无知，犯上作乱，而杨虎城则是真正的肇事者。他利用张天真，阅历浅，由张出面。戴笠几次报告：张汉卿是不主张杀我的，而杨虎城几次要加害于我，是张汉卿派自己卫队严密保护我的。张汉卿可以不杀，但是军纪国法的尊严要维护。”

对于蒋介石被扣，陈布雷是同情的；对于张、杨这种兵谏的行为，他开始也认为是犯上。但是当他了解内情之后，又感到张学良并无作乱的意思，也没有“弑君”的企图，特别是亲自送蒋回来这一举动，陈布雷认为张学良态度磊落。可是现在要对张学良审判，他又感到不是滋味，他的书生气又发作了。“政治啊，政治！”陈布雷很烦恼，他感到这一切都像在做戏……

这一切都是陈布雷的内心矛盾，而对蒋的忠诚与正统思想的统制，对整个西安事变态度是完全依附蒋介石的思想的，而且竭尽全力在舆论方面为蒋介石做足了文章。

整个西安事变，不过半月时间，但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件大事，而且为全国抗战造成了声势，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打开了局面，而对陈布雷来说，也经历着一场复杂的思想沉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