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惊得两手都发抖了。

1944年3月，陈布雷身体又复不支，蒋介石这一次批准陈布雷赴成都休养。

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六全大会在重庆复兴关的国民大会堂举行。这一次只有大会的宣言是陈布雷起草的，谁知大会讨论时，有的代表说：“大会宣言狗屁不通，总裁左右都是一些酒囊饭袋……”

陈布雷当场落泪，他想不通：我以领袖之心为心，一切都为贯彻领袖意志出发，周旋于各方面之间，尽调协维系之责，以求国是到达最高境界，奈何不见谅于众？有的代表劝解那位发言人落座，宣言总算修正通过。陈布雷痛心大会意见之分歧，感到政治这事太难搞，心情抑郁不振，身体更垮了。

五十生辰，得蒋介石手书，感激涕零

1938年以前，重庆美专街一带还是一片山坡。山坡之下的低地有一座楼，这就是美术专门学校。抗战期间，国民党中宣部一直在美专街1号办公。

陈布雷这个侍从二处，可谓人员精干，设备简陋。他始终不肯扩大编制，也不肯多花钞票讲究排场，这大概也是蒋介石赏识陈布雷的原因之一吧！

同时，陈布雷自己带头，实际上他生性如此，除了公务接洽之外，很少与各机关交际，甚至私人亲朋，也很少往来。即使有应酬，也必定问清晤谈和餐会的地方有无电话，没有电话的地方是不敢逗留的。陈布雷很少外出，一出去也必定留下电话号码，以备蒋介石的传见。这也是蒋介石对陈布雷视作左右手的又一个原因吧。

陈布雷一再叮嘱二处工作人员，“要保密，不要多嘴”。二处的每一个职员分得的工作只由自己处理，决不告诉任何同事，即使是同坐一室之人也不交头接耳。至于蒋介石的行止，从不探问传言。因此，蒋介石对陈布雷是十分信任的。

陈布雷白天处理公事，参加必要会议，晚饭后与各组长讨论公务，以第四组为中心，几乎每夜都提出报告，商量处理。如有重要文告，陈布雷就得通宵工作，常常等到清晨发抄，才上床略为休息。不熬夜的时候，也常在11点钟，先吃两片安眠药，精神反觉旺盛，再办公事，写文章，或与人谈话，至就寝时，加吃两片或三片药，才睡两小时，也就起来了。翁秘书一接到官邸电话，陈布雷就是睡着了也立刻起来赶到蒋介石那里去。叶实之是党务秘书，凡中央党部文件应请示蒋介石者，即由陈布雷亲自进呈核示。这种连日连夜为蒋介石一人效劳的精神，也确实感动了宋美龄。宋美龄总想尽办法从印度空运三五牌香烟、美国奶粉，按时送给陈布雷。

陈布雷最大的任务是为蒋介石起草文告。到了侍从室后，除非陈布雷患病休养，一应重要文告几乎都是陈布雷起草的。但陈布雷守口如瓶，持身谦抑，从不对外人谈说过任何文告的草拟经过与政治背景，也不透露哪些文告是他执笔的。

1939年12月26日，是陈布雷的50岁生日。但是他不愿祝寿，在前两天，他找了程沧波商量：“沧波兄，布雷五十初度，大哥（堂兄陈屺怀）、四弟等均来函问讯。我恐友朋祝寿，意欲避开一两天。”

当时程沧波住领事巷康心之公馆，地方幽静而宽敞。程沧波说：“我与康心之先生商量一下，请你到领事巷住两天吧！”

陈布雷很高兴，在12月25日下午，移居领事巷。可是程沧波却为陈布雷布置了一间简单寿堂，挂上寿联，高烧一对红烛，还有叶琢堂等人送的两只花篮。

“我准备晚间为先生举行小酌，只请了于右任、叶琢堂、张季鸾、邵力子诸先生，还有康氏昆仲，略表敬意。”

“沧波兄，我意避寿，反而扰兄为我祝寿，真是不胜惭愧。”

“都是一些老朋友，晚餐后，大家提议陪寿翁雀战。”

叶琢堂说：“布雷兄不仅抗战后从未作此消遣，据我所知，离开记者生涯后也绝少有此娱乐。”叶琢堂提议“由张季鸾、邵力子、程沧波三人陪寿翁雀战”。

“四个新闻记者打麻雀牌，我老记者观战呢！”于右任手拈长须说。

4个人一共打了八圈。陈布雷对“自摸双”仍感极大的兴趣。八圈既毕，时尚未过午夜。程沧波复叫家人煮咖啡谈天。陈布雷多年来未有这样轻松而活跃过。第二天一早，朱家骅也来祝寿了，陈布雷说：“不好了，这里也不能安居了，还是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