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看到陈立夫这样写，便也大着胆子说：“我可以向委座转呈你的要求。”

可是法庭仍旧判处周佛海死刑，因为陈立夫的证明是不能公开以示国人的。这事一直拖到1947年除夕，周抗告被驳回，24小时内即要处决。杨淑慧又赶到陈布雷那里，怒气冲冲地说：“如果佛海真有什么三长两短，我杨淑慧也不是没有办法应付的。”

陈布雷：“你有什么办法？”

杨淑慧说：“蒋先生曾经有一封亲笔信写给佛海……”

“写些什么？”

“顷闻君有意回头，不胜欣慰，望君暂留敌营，戴罪立功。至于君今后政治前途，余绝对予以保证，望勿过虑为要。”杨淑慧几乎一字不漏地背诵。

“这信呢？”

“我送到香港，存在银行保险柜里。如果佛海真的要被枪毙，我只好撕破脸皮，把这封信影印公诸报端。”杨淑慧很泼辣，“蒋先生说了这么多好话，最后还是把佛海枪毙了。作为一个政治家，是太不讲政治信用了吧！”

陈布雷想，这事确实不好办，狗急了要跳墙，这杨淑慧急了，什么事都会干，对蒋影响不好。他就说：“我已不在其位，你可以去找陈芷町先生，他现在是政务局长，可以直达总统。以我想法，只要有人提醒蒋先生这件事，蒋先生一定会从宽发落的。”

后来，蒋介石果然以国府主席名义，下令把周佛海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

“我只不过是一个记录生罢了。”

陈布雷毕生用笔写文章。早先是惯用狼毫笔，他虽然不是书法名家，但铁划银钩，力透纸背，俨然如老树横秋。抗战胜利还都南京，1946年，他住进了南京湖南路私邸，也不过是一幢二楼普通砖房。关于这所房子还有一段轶事：他战前是住在颐和路的，1946年1月，陶希圣的大女儿在上海结婚，陈布雷托陶路过南京时，转托市长马星樵，想仍旧住颐和路旧宅。他说：“那所房子，我战前住久了，现在还都，我仍想住那里。”陶会见马星樵，马说：“很遗憾，颐和路4号已经被人拿去了，房子倒不怎样好，主要是环境静，我一定另找一所适当房子，租给布雷先生住。”还说：“布雷先生的事不好办哪，若由政府补贴一笔钱，押租一所房子，他不愿意。但今天南京租房子不容易啊，押租很大，布雷先生一时恐怕筹不出这些钱。”

陈布雷想用钢笔书写日记和便件，本来可以叫侍从室作为办公用具去购买一支的，可是他这个人公私分明，不想揩公家的油，他给在上海的外甥翁泽永写了一封信，要他为自己精心选购一支书写流利的大号派克金笔。翁泽永因患肺病，在上海家里休养，这时已不担任郭沫若的秘书了，但周恩来当年在重庆嘱他传话的事，依旧牢记心中。他给舅舅往南京寄笔时，又顺便复述了周恩来那段语重心长的话：

“舅舅：金笔我已购好，就算是我赠送给你的吧！但愿赠给你的这支派克金笔，不要仅仅为一个人服务，而要为全国四万万同胞服务……”“不要仅为一个人服务，而要为全国四万万同胞服务”这是周恩来曾对陈布雷讲的话。

台灯发出柔和的灯光，照着一支黑色的派克金笔。陈布雷长吁一声“唉”，又燃起了一支香烟，准备给外甥复信。他握起派克金笔，把他内心的哀怨诉诸笔尖，喷薄而出：

“……笔是我托你买的，怎么好让你赠送呢！信中的话，确令我感慨万千。我自脱离报界以来，即不能舒畅自如地用我的笔表达我所欲之言。我只不过是一个记录生罢了，最多也不过书记生罢了。笔啊，笔啊，我要怎样才能不负送我笔的人的好意？”

写完之后，陈布雷掷笔案头，又是一声长叹。他捂住脸，靠在转椅上。

不错，自从跟了“领袖”近20年来，他就把自己和一支笔缚在“领袖”的幕帷之中。举国上下，一会儿把他比作“领袖的文胆”，一会儿又把他誉为“总裁的智囊”。蒋介石的重要言论、文章，确实原原本本都在陈布雷的笔下泻了出来。可是陈布雷心中却有一腔苦水，满腹难言之隐。“为别人写文章，真是世界上最大的苦事。”陈布雷好几次对他的挚友、妹夫，也就是翁泽永的父亲、侍从室秘书翁祖望说过：“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由主张，躯壳灵魂已渐为他人之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