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陈布雷仰望着蒋介石讷讷地说，“蒋先生，布雷可能胜任不了此重任。”

“我知道你的秉性的，你办事认真，文化宣传方面人士熟悉，你一定不负众望。”蒋介石连连称赞，“至于你身体不好，可以休息么，到庐山去疗养一段时间。你不过是主持这个小组，下面可以搞一个班子，可以再设一个主任秘书。两个秘书负责处理日常工作。”

陈布雷只好答应。

这个小组的每周例会进行了一年多，除了有关系的人之外，外面始终无人知道。陈布雷的严格保密不仅是因为他生性不喜炫耀，而且也怕被人说闲话。他从女儿陈琏及一些亲属（都是青年一辈）的口中知道，全国民主运动高涨，他怕被人说成是反共专家。

陈布雷召开一次宣传会议，凡党营的通讯社、报社、杂志社、书局、出版社、广播电台、电影厂等负责人，均由组织与宣传两部电邀到南京，参加会议。中央社社长萧同兹在会议上大声疾呼说：“今天的会议，由向来不肯轻易露面的‘宣传作战参谋总长’亲自主持，十分难得，期望与会理解这一点，尽力执行会议决议。”

但是与会者心情沉重，大发牢骚：

“中央社追求企业化，出售密电码，无力付款的报社，遂抄收外国广播，甚至抄新华社电讯，改头换面，其中毒素，均散布于不知不觉之中。大局日非，情势恶化，岂宣传所能为力？”

“胡政之挟政府津贴30万美金而去，王芸生却为共方宣传。政府不配给白报纸，老板做生意，苦了员工，士不饱，马不肥，宣传部队忍饥挨饿，如何扭转民心？”

“想去年，《新华日报》将派赴各地接收人员的新闻，编为一条，冠以‘飞来飞去人物’标题；继之以‘五子登科’、‘劫收大员’加诸他们头上，影响极大。郭沫若一篇《甲申三百年祭》，将明末亡国史，影射现时的时局，散布亡国毒素。王芸生力主联邦制，为共方张目。我看布雷先生统率宣传部队，苦心焦虑，何能见功？”

有的牢骚已经发得很大胆了：

“在抗战胜利之日，共党之企图夺取政权，已昭然若揭，又得苏共支持，军事力量发展之速，一日千里。当此大局未定之时，而竟高唱整军建军，结果使八年浴血抗战之将士，未得国家酬庸，反遭失业之厄，致演出集体哭陵（中山陵）之举，其对民心士气之影响，如何巨大？使得各地部队将领，人人自危，以致军心涣散，相继变节投共……”

“胜利后不到两年，国库9亿美金，荡然无存，以致经济崩溃，危及国本。”

“盟军也实在太不顾及我们面子，强奸女大学生，打死三轮车夫，集体强奸公职人员妻女，这些都成为共方宣传的把柄，如何能掩人耳目？”

陈布雷知道大势已去，回天乏术，岂宣传所能为力！他心力交瘁，身心疲惫，深觉有负主人所托，彷徨无措，终于动了弃世之念。他在晚上匆匆地写了一封给蒋介石的信，痛责自己指导宣传之失败。这封信实际上也是遗书。

陈布雷知道，他的主人——蒋介石已不像抗战胜利初期那样被人民视为“抗战功臣”了，社会上对他的主人不但冠以“独夫民贼”之类恶名，而且指责为“内战罪魁”。最可怕的是，美国人也把他的主人视为腐朽的代表，威望日下，已成过去的人物。何以二三年间，一落千丈？如冰山瓦解，江河决口，他的主人地位必将不保……

他决心像在西安事变时那样，一死以报答主人。1936年12月，当西安事变消息传来，蒋介石安危不明的时候，陈布雷惶惶不可终日，曾动了自杀殉主的念头。当时侍从室许多人把他看守住了。今天，他又动了这个念头，绝望、惭愧，无法自拔，一死了事，以求解脱。

陈布雷写好了给蒋介石的信，放入信封，又锁入写字台抽屉内。这封信没有呈上去，是在1948年11月中旬他自杀之后才发现的。这是外人不得而知的陈布雷给蒋介石的另一封遗书。

陈布雷为了“币制改革”，是8月12日上庐山的，可惜币制改革又失败了，经济上呈崩溃之势，他似乎已感到民国的行将结束。

11月11日是陈布雷的最后一篇日记，以后是12日夜写的杂记，也是他的绝笔。现在摘录如下：

△许身于革命，许身于介公，将近二十年。虽亦勤劬，试问曾有一件积极自效之举否？一无贡献，一无交代，思之愧愤，不可终日。

△百无一用是书生，即我之评语也。

△狂郁忧思，不能自制，此决无词可以自解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