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

公元1578年（明神宗万历六年）4月，首辅张居正离京，回湖北江陵老家。这一次奉旨还乡，是为他一年前逝世的父亲办理丧事；谁都有死老子的可能，但张居正死了老子，竟能劳动皇帝操心。据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为这台公车开道的，除了肃静回避的仪仗队，“随从的侍卫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队鸟铳手，乃是总兵戚继光所委派，而鸟铳在当日尚属时髦的火器”。

最叹为观止者，是他此行的座驾，称得上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公车。黄仁宇对这台特制的巨无霸，有过一段不失幽默的描写：“张居正这一次的旅行，排场之浩大，气势之烜赫，当然都在锦衣卫人员的耳目之中，但锦衣卫的主管者是冯保，他必然会合乎分寸地呈报于御前。直到后来，人们才知道元辅的坐轿要32个轿夫扛抬。内分卧室和客室，还有小童两名在内伺候。” 明人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也不得不感叹这台巨无霸之壮观：“又造步辇如斋阁，可以贮童奴，设屏榻者。”

明朝对公车使用有极其明确的限制，在《明史·舆服志一》里，我们看到“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应乘轿者，以四人舁之。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依此制度，张居正的车肯定超标。不过，作为内阁首辅兼皇帝老师，他有资格不在乎，加之奉旨回乡料理父丧，他有本钱搞特权。更何况锦衣卫主管，相当于克格勃首脑的冯保，跟他非常之铁，自然隐恶扬善。所以，由京城出发，在真定（今河北正定）换乘这台由知府特为他供奉的既舒适又宽敞的巨无霸，一路往南，经1000多里的行程，到达湖北江陵。全城人都拥到关厢，欢迎衣锦荣归的首辅，无不希图一睹风采。然而坐在轿中的张居正，影影绰绰，老百姓是看不到真容的。不过这台巨无霸座驾，着实让他的家乡人开了眼。

在中国，座驾从来是官员身份的标志，轿越大者官衔越高。从老北京胡同的宽和窄，也可判断其中住户富贵和贫穷、权势和卑贱的程度，凡有王府、官邸，俗谓大宅门者，胡同不得狭于一丈（约两米），就是为了方便前四后四的八抬大轿进出。京城有民谚云：“东城富，西城贵，南城贫，北城穷”，因此，东、西城胡同多半宽敞，南、北城胡同大都狭窄，都因轿的出入而形成的。

张首辅的前八后八、左八右八的三十二抬巨无霸，所以由真定起驾，也是有其道理的，第一，在北京城里，怕有的路段未必转悠得开；第二，京城人多嘴杂，张居正不想招摇过市。但是，明朝中后期，政治腐败，举国贪渎成罗。官吏无能，唯知横征暴敛。因此首辅此行所经河北、河南两省驿道，全程是否都能保持四米宽度，是大有疑问的。后来，有一位名叫杨四知的御史，在参劾张居正的奏折里，说他“归丧沿途，五步凿一井，十步盖一庐”。自然是落井下石的夸大之词，但地方官员为了这台巨无霸顺利通行，增派民夫，拓展路面，动用工匠，加宽桥梁，以讨好元辅，自然是少不了的。

据黄仁宇文：“他从阳历四月中旬离京，七月中旬返京，时间长达三个月。即使在离京期间，他仍然处理重要政务。因为凡属重要文件，皇帝还要特派飞骑传送到离京一千里的江陵张宅请张先生区处。”我想，张居正乘用这样的座驾，也有其公务在身、随时需要替年轻主子料理国家大事的理由。惟其如此，这台巨无霸座驾，“行经各地，不仅地方官一律郊迎，而且当地的藩王，也打破传统出府迎送，和元辅张先生行宾主之礼”。《玉台丛语》甚至说：“居正奉旨归丧，所经由藩、县、守、巡，迓而跪者十之五六。”

张居正是个强人，强人的缺点，在得意时常常想不到不得意时，坦然接受沿途官员跪迎跪送，以为坐在这台巨无霸里，为皇帝办事就等于是皇帝了。《万历野获编》里如此说过：“江陵以天下为己任，客有谀其相业者，辄曰我非相，乃摄也。”这个“摄”字，对他来讲，倒也是事实。但从他自己嘴里说出来，就有点狂妄了。沈德符接着说：“‘摄’字于江陵固非谬，但千古唯姬旦、新莽二人，今可三之乎？庚辰之春，决意求归，然疏语不曰‘乞休’，而曰‘拜手稽首归政’，则上固俨然成王矣。” 强人再强，不可能永远如日中天，大轿再棒，总会有坐不动的时刻，从江陵料理父丧回京的第五年，公元1582年，张居正病逝，享年57岁。在皇帝的授意下，一场反攻倒算，差一点点就要将他从坟墓里挖出焚尸扬灰。

他肯定没有预料到万历皇帝的秋后算账，来得这么快，这么狠，《万历野获编》为明人撰，应该可信其真实。“今上（即万历）癸未甲申间，籍故相张江陵，其贻害楚中亦如之。江陵长子敬修，为礼部郎中者，不胜拷掠，自经死。其妇女自赵太夫人而下，始出宅门时，监搜者至，揣及亵衣脐腹以下，如金人靖康间搜宫掖事。其婴稚皆扃钥之，悉见啖于饥犬，太惨毒矣。”

那台巨无霸自是张居正许多罪状中的一条。

摘自《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