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妻撇子，负国负家，极天下之至不仁，而我乃蹈之。我真忍人也，然我实不得已也。

△时事已进入非常时期，而自验身心，较之二十六年秋间，不知衰弱到多少倍。如此强忍下去，亦必有一日发忧郁狂而蹈此结局也。

△闻朋侪中竟有以“你有没有准备”相互询者，如有人问我，我将答曰，我惟有一死而已！

△倘使我是因工作实在紧张，疲劳成疾而死，也还值得人一些之可惜。

△而今我是为了脑力实在使用得太疲劳了，思虑一些也不能用，考虑一个问题终觉得头绪纷繁，无从入手，而且拖延疲怠，日复一日，把急需的问题应该早些提出方案、文件（如战时体制）一天天拖延下去，着急尽管着急而一些不能主动，不但怕见统帅，甚且怕开会。自己拿不出一些些主意，可以说我的脑筋已是油尽灯枯了。为了这一些苦恼，又想到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我这样虚生人间何用？由此一念而萌自弃之心，虽曰不谓为晚难苟免，何介得乎？

△所以我的死，在我自身是不胜痛苦焦忧，心所忧者是自身委实已不能工作，而他人或尚以我为一些用处，这将要误事的。我之所忧并不在大局，中华民族有正义的力量，只须大家团结，大局不足忧也而死！但在一般意义上，是一桩极不可恕之罪恶。

对国家、对家庭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天下最大之罪恶孰有过于“自暴自弃而自了”者，我此举万万不可为训。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鄙视我！责备我！对国家、对家庭，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但我这一个念头，萌动了不知多少次了，每逢心里痛苦时，常常有终结我的生命吧的念头来袭余之心。此在卅一年、卅二年、卅四年之春之夏均有类似的情形，并已作了种种准备，终因健康稍稍好转而免。

△现在我真是衰老、疲惫、思虑枯涩钝滞到了极点了。就是一部机器，用了二十年以上也要归于废旧的，何况有形的身体。

△人生到了不能工作，不能用思虑，则生命便失去意义。没有意义的生命，留之何用？

△最近常想：国家是进入非常时期了！我辈应该拿出抗战时的精神，来挽回困难。但是我自问身心较上年以前大不相同，即是共事的同事们，其分心经济，精神颓散，不免影响工作。要像当年的振奋耐劳，亦不可得！而客观形势的要求，十倍艰难也十倍复杂于当时，然则如我者将何以自处？

△某日曾与立夫（又尝为芷町或惟果）言，要使我能定心工作，必须（一）使我有好身体，（二）领袖对于“我有几多分量能挑起来”有大体的认识，而勿高估我的能力和抗战初时一样，（三）如何做最后最大的努力有所准备，然则我这一颗心才定得下来！

△但是看样子我的身体是无法好起来的。我此心永远在痛苦忧急之中！

△四弟告我：“百事要看得‘浑’些”，我知其意而做不到。

△八弟告我：“一切一切自有主管，又不是你一个人着急所能济事的！”又说：“你何必把你责任范围以外的事也要去分心思虑着急！”这话有至理，然我不能控制我的脑筋。

△家人尝劝我：“你这样的衰弱情形，应该让领袖知道你已不堪再供驱策了。”这也是不错，但我何能在这个时候琐琐地去絮烦领袖呢。

△想来想去，毫无出路，觉得自身的处境与能力太不相应了！自身的个性缺点与自己之所以自处者太不相应了！思之思之，为此烦忧，已二十天于兹。我今真成了忧郁狂了！忧郁狂足以大大发生变态的！我须为这种变态反常的心理现象而陷于不可救，岂非天乎？

△六十老人得此极不荣誉之下场，只有罪愆，别无可说。

△我只有一句话，奉劝各位好友与同志，乘少壮时，精力旺盛时，速为国家为人民加紧工作。

陈布雷的日记到此为止，这是他的绝笔。

陈布雷活在世上的最后三年，没有皇皇巨文留世，只有日记剖露了他的心迹，但是他为什么自杀，死后几年，直到现在还有些猜测和不实之词。陈布雷并非是“发神经病”致死，也并非是被蒋介石责问而死，是他自己决心弃世。陈布雷信中所提到的“吟兄”，是他的连襟、同乡，名何吟莒，物理学家，1939年1月19日在重庆陈布雷的寓所自杀。何吟莒是因厌世，服安眠药过量自杀的，到第二天早晨发觉，抢救无效。这事对陈布雷精神打击很大。谁知道8年后，陈布雷自己竟然也走了连襟的老路。他擦干了泪，留函给跟从他的副官留言，内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