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前两年，革命的爆发已有山雨欲来之势，各地都在密谋起事。武汉革命党人多头渗透，新军意识开始裂变。武昌起义前，武汉驻军主要有新军第八镇，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另有巡防营、水师营等旧军。在新军中，绝大多数营队有革命党活动，至辛亥年起义前夕，近两万人的湖北新军中，参加革命组织的将近三分之一，并有许多革命的同情者。是年7月，湖广总督瑞澂奉命将第八镇部分军队调往四川、湖北、湖南等地，武汉地区兵力空虚，发动起义极为有利。

火种迅速渗透

革命党人与新军中的进步分子往还频密。大量尉官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开始接受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影响，立志推翻清王朝，为创立民主共和而积极从事革命活动。部队渗透情形相当严重，以同盟会为总指导，陆军中小学学员、党人、团体均有人在部队中串联。

党人在部队中运作举事的具体方式，在首义之前，各级负责人为坚定各同志之信心起见，常用耳语宣传，详为讲解清朝政府之残暴无道，丧权辱国之事实，远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惨；近如中法、中英、中日战败之耻，庚子八国联军之辱，割地赔款，订下不平等条约，并以兴建国家海军之款，供西太后构筑颐和园之用；最后如瑞澂以纨袴公子，出任总督，彼并以卑鄙无能，不学无术之丫姑爷张彪（瑞澂丫鬟之夫，同志间鄙称为丫姑爷）出任第八镇统制……用以上之事实，作为宣传之资料，激发同志们同仇敌忾之雄心，杀身救国之勇气，人人切齿痛恨，隐忍待发，所以10月10日夜，枪声一起，响者四应。嗣后之宣传工作，又转变方针，重点在鼓吹各省起义，全国响应。所以首义后第三日，即有胡石庵在汉口成立之《大汉报》出版，大力宣传，新闻版内所刊者，不是说某某几省同时响应，就是说某某几省援兵已发；文告栏中所载者，不是某某几省讨逆之檄文，就是某某几省声援之函电。将当时革命军之事实，宣传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真是天夺其魄，清运该终。

部队被革命意识所渗透，当时身处其中的万耀煌先生记述一般情形是如此：新军士兵有时颇不顾利害，胆子甚大，在酒店，在运动场都畅言无忌地高谈反清革命，甚至在猜拳饮酒时亦喊“要革命，要排满，全福寿”，官长不便去酒店，即去亦视若无睹、听而不闻，其革命风气之热烈由此可见。

此种运动与渗透的情形也可由吴醒汉的回忆来印证。他的回忆录《武昌起义三日记》中说，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谭石屏（谭人凤）于5月下旬到汉，与各同志会商，决定以武汉为发难地。至发难时，推定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蔡幼香为参议长，吴醒汉、徐达明、王宪章、张廷辅等为参议，陈磊、谢石钦、潘公复、丁笏堂等人任秘书干事，邓玉麟管交通传达。

黄兴等在广州发动黄花岗起义，当时蒋翊武拟炸瑞澂总督署以为响应，事败未成，但形成猛烈的助推作用。四川保路风潮发生以来，影响遍及全国，人心跃动，蒋翊武又再三说，时机到了，多次密开军事会，被举为总司令，遂设枢纽指挥于武汉三镇。

爆发前的顿挫

黄兴从香港拍来的回电，黄兴的意见是联络十一省同时举事，因此武昌举义事项须推迟等待，但这时各营的代表以为谣言满天，形势迫在眉睫，若不立即动手，恐将噬脐莫及。

武汉方面商量的结果，是改期为10月9日夜半，不料这天下午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试验炸弹，爆裂负伤，被巡捕闻知，入宅搜索，导致文告、名册、弹药、印信、旗帜等一概搜去。当晚，彭楚藩、杨鸿盛、刘复基，以及蒋翊武、龚霞初、陈达五均被逮捕，稍后彭、杨、刘三人遂遇害。

10日早晨，武昌城门关闭，禁止出入，并出告示：按名册捉拿，就地正法。此告示一出，各同志人人自危，达成共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一死图之，故这天晚间工兵营之枪声一响，驻城内外军队之同志，同时响应。

中午饭后邢伯谦急告蒋翊武，孙武炸弹试验失手，瑞澂已在布置逮捕，蒋翊武一听，半句话说不出，精神一下委顿下来。刘复基见此可怕情形，就说不能再等，再等就是等死，他提议当晚起事。于是仓猝作出决定： 10月9日本军于夜十二时举义。

本来说要推迟时段，现在突然又决定今晚发动，此时已是下午五点。随后蒋翊武去找王宪章，安排各要点的炸弹运送，然后他即前往长湖堤西街的龚霞初家中，约到一干朋友，又往小朝街走去。不料在街上被一可疑人员跟踪，到了机关部门口，王宪章他们却找不到蒋翊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