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丕显留在二七塔的心愿

今年是中国最年轻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郑州二七纪念塔40华诞，作为二七塔第一批工作人员，我回忆起30年前的一件往事。

1978年5月的一天，刚恢复工作不久，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陈丕显同志来郑州二七纪念塔参观。我当时在二七塔资料室工作，由于熟悉有关文史资料，每逢国内外比较重要的来宾参观纪念塔时，都参加接待，陪同参观。

与一般参观者不同，陈丕显在陈列室非常仔细地观看每个图片和展品，对十九世纪末，一位爱国人士画的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势力范围的《时局图》很感兴趣。看到展厅里挂着早期工人运动的负责人邓中夏、陈潭秋烈士的照片时，他想起1935年3月底，主力红军出发长征后，在赣粤边游击区与项英和陈毅等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日子。就问：“记得项英同志写过一篇文章《二七是怎么回事》，并且在苏区作过二七罢工的报告，他参加过二七罢工，而且是当时的领导人，为什么展览中没有体现他？”

我告诉他，项英当时叫项德隆，是京汉铁路总工会总干事，也是二七罢工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因为历史上犯过错误，所以布展时没有敢正面提到他。陈丕显同志很沉重地说：“哎！他不是叛徒、特务，而且反对国民党很坚决，应该体现他，宣传他。党史上王明还提到，当然是作为反面教员，项英不一样。现在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陵园还有他的墓，你们可以去调查了解一下。”

劫后余生的陈丕显，对“文革”扭曲历史深恶痛绝，为了让后人了解历史的真相，百忙之中，他挤出时间写回忆录。1981年，《陈丕显回忆录——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初稿写成。书中追忆1934年至1937年在项英和陈毅同志领导下，亲身经历南方游击战争的难忘岁月，以严谨、生动的材料，记录了当年项英、陈毅指挥的红军游击队在与党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克服“左”倾错误的影响，粉碎装备精良的敌人的“清剿”的经历。 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陈丕显同志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同年11月，粟裕与江苏省党史编委会工作人员谈话指出：“编党史光有组织还不行，还要有适当的领导人。编写苏中党史比较适合的领导人是陈丕显同志。”1985年，陈丕显在《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1期发表署名文章《关于编写苏中区抗战史的几个问题》，文中谈及对项英的评价：“现在一些对皖南事变及对项英发表各种看法的文章，不外乎有这么几种态度：一种是把项英大骂一通，说是右倾机会主义；另一种是尽力回避、不提；还有一种是说项英冤枉。目前，对项英本人、对皖南事变，我还没有看到中央最后的结论。项英总还是一个革命家吧，总还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吧。他是个烈士，是牺牲在敌人（叛徒）屠刀之下的，否则怎么会埋葬在雨花台呢？”

一个国家的历史是这个国家生命的延续，积淀了先人用生命写给后人的启示。尊重历史是对文明的继承，也是对现实的审视。在项英诞辰100周年之际，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座谈会，中央领导吴邦国、中央军委领导迟浩田、老同志张震等出席了会议。迟浩田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高度评价项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所建立的历史功绩。迟浩田说，项英是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他为新四军的组建、为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付出了很大心血…… 新华社为此发专稿《首都纪念项英诞辰一百周年》。

尊重历史的人必为历史所尊重，三十多年过去了，陈丕显同志人虽不在，心愿已成。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一身正气的音容，还是那么清晰，令人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