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米歇尔将奥巴马的白人母亲和外祖父母的事情,告诉了她的父母。玛丽安·罗宾逊感到“非常意外”,而且还“有点担忧”如果她唯一的女儿最终嫁给他,将如何与他的白人亲属相处。至少,他不是白人,她心想。“我想我是在担心种族混合,”她解释说,“不是因为偏见或任何东西,而是因为其中的困难,真的很难。”(巧的是,克莱格后来也娶了一个白人女子。)
现在轮到米歇尔去面见巴拉克的家人了,她将对塑造了她深爱的小伙子的人和事物,获得进一步的观察和体验。巴拉克总是会回夏威夷与外祖父和外祖母一起过圣诞节,如果母亲和妹妹玛雅能够从印尼飞回来,他们会一起团聚。
飞机降落在檀香山国际机场,巴拉克和米歇尔携手走下飞机,来到停机坪上,沐浴在夏威夷明媚的阳光里。9个小时前他们离开芝加哥时,那里正在冬季的暴风雪中挣扎。“你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她说着点了点头,“可怜的家伙。”
他们手牵手走到了航站楼出口,那里有一些十几岁的孩子作为“迎宾童”,他们踮起脚尖用花环绕在旅客的脖子上。刚一进入航站楼,巴拉克就开始在人群中搜索熟悉的面孔。
“巴里!巴里!”外祖父喊道。“在这儿呢!”巴拉克抬起头,看到他的亲人们满脸笑容地向他们挥着手——他18 岁的妹妹玛雅、外祖母和母亲,她们从头到脚裹着一种类似“幕幕袍”(一种夏威夷本地服装)的印尼蜡染“达斯特”,正如往常一样,她们喜极而泣。
米歇尔已经知道,“巴里”是巴拉克从小到大的昵称;不过,当她听到这个称呼时,还是感到有些惊讶。外公给了米歇尔一个热烈欢迎的拥抱,而米歇尔也弯下腰去,和安,玛雅和外祖母逐一拥抱。“嘿,巴里,”外公轻轻捅了巴拉克一下说,“她可真是个美人儿。”
外祖母转着眼睛。她对米歇尔的好印象不亚于巴拉克的外祖父,不过原因却大不相同。从第一次会面开始,外祖母就很清楚,米歇尔是那种她称为“正经”的女孩——就像她自己一样——这个女孩会支持巴里,同时又拉着他脚踏实地。
米歇尔告诉了他们,巴拉克准备参与竞选运动,也表示了她对于此事的怀疑和担心,她不忍看到这样“正派”的一个人,“在肮脏混乱的芝加哥政治世界里沉沦”。
“他是一个梦想家,像他的母亲一样,”外祖母解释道,“这也正是为什么他需要一个你这样的人在旁陪伴。”家庭聚会的最后,外祖母给了这位来自芝加哥的年轻律师一个她认为是最高的评价。“米歇尔是一个很明智的好姑娘。”外祖母告诉她的孙子。
外祖母则期望外孙子将职业生涯定位在国际法律领域,并最终在美国最高法院赢得一席之地;安却告诉她的儿子,要把目标对准白宫。如果有人有望成为第一个黑人总统的话,她说,那应该是他。
如果米歇尔曾经纳闷,巴拉克的自信心和似乎永无止境的远大抱负是从哪儿得来的,那么她在这里就能得到答案。巴拉克一直是这些人生活的焦点,就像她和哥哥一直是父母的生活重点一样。“我们都是典型的中西部的人,真的,”她说,“在他的外祖父母和母亲身上,集中体现了堪萨斯人的特点——这也意味着巴拉克身上有很多堪萨斯人的性格特征。”
大概是巴拉克当选《哈佛法律评论》主编的时候,米歇尔在普林斯顿大学时的老室友阿莉莉被诊断出患有晚期淋巴癌。4个月后,朋友握着米歇尔的手含笑离世,那天是1990 年6月23 日,阿莉莉刚刚25 岁。
“在我的一生中,我第一次面对这样残酷的事实——没有什么是真正有保障的。”米歇尔回忆说。虽然苏珊娜的生命戛然而止,米歇尔还是羡慕她朋友选择的度过生命的方式。“回想起苏珊娜,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那就是她总是做出令自己快乐的决定,并让自己更加充实。”米歇尔说,“她不会去刻意取悦别人,感谢上帝。”
苏珊娜·阿莉莉的葬礼之后,米歇尔开始认真地思考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如果我还有4个月就死了,”她问自己,“这会是我真正喜欢的度过时光的方式吗?我每天早上醒来,都会为我要做的工作感到兴奋吗?我得弄明白什么是我真正热爱的东西。”
她对自己“不假思索”地“自动选择”了从哈佛到企业的职业生涯感到担心。“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事实:我去了全国最好的学校读书,却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她说,“那些能让我心甘情愿为之努力工作的事情,这不是教育的问题。你可以赚钱,拥有良好的学历,但对于回馈世界,找到激情以引领生活这方面,你又做了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