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米歇尔将奥巴马的白人母亲和外祖父母的事情，告诉了她的父母。玛丽安·罗宾逊感到“非常意外”，而且还“有点担忧”如果她唯一的女儿最终嫁给他，将如何与他的白人亲属相处。至少，他不是白人，她心想。“我想我是在担心种族混合，”她解释说，“不是因为偏见或任何东西，而是因为其中的困难，真的很难。”（巧的是，克莱格后来也娶了一个白人女子。）

现在轮到米歇尔去面见巴拉克的家人了，她将对塑造了她深爱的小伙子的人和事物，获得进一步的观察和体验。巴拉克总是会回夏威夷与外祖父和外祖母一起过圣诞节，如果母亲和妹妹玛雅能够从印尼飞回来，他们会一起团聚。

飞机降落在檀香山国际机场，巴拉克和米歇尔携手走下飞机，来到停机坪上，沐浴在夏威夷明媚的阳光里。9个小时前他们离开芝加哥时，那里正在冬季的暴风雪中挣扎。“你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她说着点了点头，“可怜的家伙。”

他们手牵手走到了航站楼出口，那里有一些十几岁的孩子作为“迎宾童”，他们踮起脚尖用花环绕在旅客的脖子上。刚一进入航站楼，巴拉克就开始在人群中搜索熟悉的面孔。

“巴里！巴里！”外祖父喊道。“在这儿呢！”巴拉克抬起头，看到他的亲人们满脸笑容地向他们挥着手——他18 岁的妹妹玛雅、外祖母和母亲，她们从头到脚裹着一种类似“幕幕袍”（一种夏威夷本地服装）的印尼蜡染“达斯特”，正如往常一样，她们喜极而泣。

米歇尔已经知道，“巴里”是巴拉克从小到大的昵称；不过，当她听到这个称呼时，还是感到有些惊讶。外公给了米歇尔一个热烈欢迎的拥抱，而米歇尔也弯下腰去，和安，玛雅和外祖母逐一拥抱。“嘿，巴里，”外公轻轻捅了巴拉克一下说，“她可真是个美人儿。”

外祖母转着眼睛。她对米歇尔的好印象不亚于巴拉克的外祖父，不过原因却大不相同。从第一次会面开始，外祖母就很清楚，米歇尔是那种她称为“正经”的女孩——就像她自己一样——这个女孩会支持巴里，同时又拉着他脚踏实地。

米歇尔告诉了他们，巴拉克准备参与竞选运动，也表示了她对于此事的怀疑和担心，她不忍看到这样“正派”的一个人，“在肮脏混乱的芝加哥政治世界里沉沦”。

“他是一个梦想家，像他的母亲一样，”外祖母解释道，“这也正是为什么他需要一个你这样的人在旁陪伴。”家庭聚会的最后，外祖母给了这位来自芝加哥的年轻律师一个她认为是最高的评价。“米歇尔是一个很明智的好姑娘。”外祖母告诉她的孙子。

外祖母则期望外孙子将职业生涯定位在国际法律领域，并最终在美国最高法院赢得一席之地；安却告诉她的儿子，要把目标对准白宫。如果有人有望成为第一个黑人总统的话，她说，那应该是他。

如果米歇尔曾经纳闷，巴拉克的自信心和似乎永无止境的远大抱负是从哪儿得来的，那么她在这里就能得到答案。巴拉克一直是这些人生活的焦点，就像她和哥哥一直是父母的生活重点一样。“我们都是典型的中西部的人，真的，”她说，“在他的外祖父母和母亲身上，集中体现了堪萨斯人的特点——这也意味着巴拉克身上有很多堪萨斯人的性格特征。”

大概是巴拉克当选《哈佛法律评论》主编的时候，米歇尔在普林斯顿大学时的老室友阿莉莉被诊断出患有晚期淋巴癌。4个月后，朋友握着米歇尔的手含笑离世，那天是1990 年6月23 日，阿莉莉刚刚25 岁。

“在我的一生中，我第一次面对这样残酷的事实——没有什么是真正有保障的。”米歇尔回忆说。虽然苏珊娜的生命戛然而止，米歇尔还是羡慕她朋友选择的度过生命的方式。“回想起苏珊娜，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那就是她总是做出令自己快乐的决定，并让自己更加充实。”米歇尔说，“她不会去刻意取悦别人，感谢上帝。”

苏珊娜·阿莉莉的葬礼之后，米歇尔开始认真地思考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如果我还有4个月就死了，”她问自己，“这会是我真正喜欢的度过时光的方式吗？我每天早上醒来，都会为我要做的工作感到兴奋吗？我得弄明白什么是我真正热爱的东西。”

她对自己“不假思索”地“自动选择”了从哈佛到企业的职业生涯感到担心。“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事实：我去了全国最好的学校读书，却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她说，“那些能让我心甘情愿为之努力工作的事情，这不是教育的问题。你可以赚钱，拥有良好的学历，但对于回馈世界，找到激情以引领生活这方面，你又做了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