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晚，市民胡先生陪朋友来长沙市中心医院看急诊。医生在详细了解了他的症状后，给他开了药。当胡先生去取药付费时，工作人员说“不要钱”。胡先生以为自己听错了，反复询问后才知道医生给他开的是酚酞片，只要一分多钱。因为现在一分面值的钱很少见了，医院一般采用四舍五入法，他本应交的一分钱被“舍掉了”，缴费单上显示的是“0”元。（《三湘都市报》5月25日）

报道说，该医院的“一分钱处方”感动了不少患者。其实，“感动”倒也未必，但受患者欢迎却是肯定的。长沙这家医院出现的“一分钱处方”，让笔者想起了武汉医生王争艳。这位从医25年头发花白的医生，平均单张处方不超过80元，至今还常开两毛钱的处方。“几毛钱的处方”原本是正常的，因为医生就应该对症下药，“花最少的钱让病人治好病”，但现实却恰恰相反——进一趟医院少则一百两百，多则数千上万。因此，受欢迎的不是过于廉价的处方，而是一种积极的医疗态度。

能够替病人着想，这当然是好医生。但问题的关键是——还不能“非此即彼”，因此就说，不开一分钱或者一毛钱处方的医生就没有医德了。而事实上，大处方的盛行，其实与医德无关，只与以药养医的体制有关。

都是对症下药，那为什么大多数医院和医生开不出一分钱处方呢？以药养医的医疗体制下，大处方有其“合理”化的生存空间。业内人士表示，大型三甲医院平均药品收费占全院总收入的40%以上，平均每年至少有5000万元以上纯收入来自药品加成。而我们往往只能直观地看到医生从大处方中得到的“提成”，而忽视了作为医疗经营主体在大处方下的利益驱动。医生作为个体，在体制的大背景和医院逐利的小环境中，开廉价处方的难度可想而知。有些医生坚持开小处方，却因完不成指标被倒扣奖金。

道德从来就不是无源之水。在某种意义上讲，一分钱处方背后的个体行为，在失去群体职业操守滋润的前提下，与其说是道德的闪光，不如说是偶然的个例——“一分钱处方”贴着的不是医德的外衣而是偶然的标签。

不能去强行要求和奢望医生成为无私忘我的道德楷模和“仁心圣手”，但可以通过制度改良和制度评价的方式促动医生恪守责任、坚守医德。不是靠泛泛的道德说教，不能指望一毛钱处方的个体自律，而应该寄希望于制度的规范和运作。如果以药养医的体制坚冰不能消融，如果公立医院的公益和公共属性得不到制度性的确认厘清，如果财政投入不足的积弊没有实质性救赎，一分钱处方所带给我们的注定只会是一个刻意拔高塑造起来的噱头，只具有道德观赏性，没有实际意义。 陈一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