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广东东莞市公安局举行了第六场“在线访谈”活动，相关负责人在微博上回应称：“为确保深圳‘大运会’期间社会治安稳定，深圳采取措施清查各类违法犯罪人员，不可否认会将一部分高危人群‘赶’至东莞。东莞警方已注意到这一情况，并已落实相关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大路面防控和治安复杂场所、地域的清查整治。”(6月1日《广州日报》)

“深圳采取措施清查各类违法犯罪人员，不可否认会将一部分高危人群‘赶’至东莞。”这话虽然只是讲客观现象，但不乏有些抱怨。深圳警方有考核任务，东莞警方也有考核任务，也有治安压力，有如此抱怨也是情有可原。

“诸侯治安”在此暴露无遗：维护治安秩序，维护社会稳定，并不是全国一盘棋，各地警方通力合作，而是打着“守土有责”口号，“各人各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甚至是“以邻为壑”。如此治安也着重于简单的清理、驱赶，而不是通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消除社会治安隐患。

正如许多有识之士所指出的，所谓的“治安高危人员”到底用什么标准来判断，有什么法律依据，凭什么将一部分公民判断为“治安高危人员”？其二，“治安高危人员”判断的程序又是怎样，能由警方单方面来判断吗？

治安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包括警方在内的多个部门做出大量长期艰苦努力才能搞好。将“治安高危人员”驱逐出管辖之地，即便是真正驱逐了“治安高危人员”，但如果产生治安问题的土壤没有变，治安形势仍然得不到好转，而且，等运动过后，这些“治安高危人员”仍然会再次流入进来。并且，即便成功驱逐了“治安高危人员”，一时一地的治安形势有了好转，但由于“以邻为壑”，其他地方治安压力加大了，就全国而言，治安形势并不能真正好转。

看来，要防止“以邻为壑”的治安，光靠东莞警方与深圳警方隔空对话是不行的，上级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应当认识到这种治安思维的危害性，应当坚决制止这种行为，要鼓励他们对治安做长期、艰苦的努力工作，而不是一劳永逸地搞驱逐“治安高危人员”。 

文/杨 涛 图/唐春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