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笑秋在《福建论坛》撰文指出，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如果完全依靠市场调节，则难以保护弱势群体的就业利益，因此，需要政府的介入。在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方面，政府可以从以下四方面入手：第一，在政策导向或目标方面，应该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向城市迁移。这不仅符合我国城市和社会长远发展的需要，也与他们的心理预期一致。政府针对他们的政策，最终目标是让他们留在城市，而不是像对待上一代农民工那样，仅仅解决其经济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第二，在制度安排中，体现程序公平，营造更为公平的就业环境和生活环境。第三，引导新生代农民工确立合理的收入参照点。新生代农民工以城市为参照点并注重公平对待，反映了农民工需求层次的提高和社会发展的进步。一方面，应该监管用人单位对新生代农民工相关规章制度的落实情况；另一方面，还需要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引导，使新生代农民工建立与个人能力与期望、市场要求一致的收入参照点。第四，提高已有劳动力的生产技能和新增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

社区网络是社区治安的组织载体

袁振龙在《甘肃行政学院学报》撰文指出，社区网络是社区社会资本的重要表现，一般说来，社区的关系网络密度越大，意味着社区的社会资本越多。要有效地改进社区治安状况，织密社区网络对社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方方面面的社区网络把社区成员有效地联系起来，社区成员就无法有效地组成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因此，要改进社区治安状况，就必须织密社区网络，以增进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动合作。具体说来：（1）要通过多样化的社区民间组织把居民群众更好地组织起来，要根据居民群众的兴趣爱好特长设计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群众活动，增进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动与沟通，努力促进邻里交往与邻里联系，这有利于促进邻里关系的融洽；（2）要积极利用多种社会因素，创造更方便的条件，形成更有效的正向激励机制，更好地激发和鼓励社区成员的志愿精神，把社区成员的奉献精神激发出来，从而为更好的社会治安服务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3）要进一步细分社区单元，从细节做起，通过开展邻里关照、邻里互助、邻里守望等活动，鼓励社区成员之间的邻里互助，要通过社区网站等各种有效的形式让社区成员之间能够及时地互通信息，互相帮助。

正义是幸福的保障

周濂在《时代周报》撰文认为，在所有关于国民幸福的讨论中，一个被有意无意忽略了的话题是正义和幸福之间的关系。在古希腊文里，“幸福”一词为“eudaimonia”，它由eu（美好）和daimoon（精灵）组合而成，意思是“好精灵的呵护”，也就是中文里所说的“吉星高照，万事亨通”。人之一生不可能总是吉星高照，人类繁荣很容易受到运气的影响，这是几千年人类史一再重复的主题。各种不由我们主观选择所掌控的“不幸”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我们的幸福，人类政治历史的一个主要努力方向，就是通过理性的生活设计，尤其是通过公平正义的政治制度的建立，尽可能地“排除”社会偶然性和“减少”自然偶然性的任意影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尔斯说：人们同意相互分享各自的命。

罗尔斯把正义称为“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其功能是为了在社会的基本结构层面指导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以及对社会经济利益的分配。之所以把正义的活动领域限定在社会的基本结构，就是因为社会的基本结构的影响是如此深刻、广泛以及自始至终。正义原则在社会基本结构层面上只负责分配“基本善”， 清单上包括权利、自由、机会、收入、财富以及自尊的社会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基本善既不等于尊严也不等于幸福，它们只是实现尊严和幸福的社会基础以及必要条件。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

变迁中的利益分化与政府整合

周秋光、孙中民在《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撰文指出，1949年以来，新中国建立的是一种程度分化很低的总体性社会，在“强政府，弱社会”的态势下，呈现出一种封闭的、刚性的“超稳定”社会结构。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社会结构从简单到复杂，由刚性走向弹性。利益群体分化进程中群体间的政治差距缩小，经济差距扩大，开始由等级式分化向团块式分化转变，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发展。对社会转型时期利益矛盾的分析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利益整合实践的总结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必然是利益整合方式转型的过程。政府必须致力于推进利益整合方式由计划经济时期的整合方式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整合方式转型：要从过去追求单一的一体化整合方式，转向承认异质性的包容型整合方式；由片面注重政治整合方式向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等多种整合方式转变；由国家与社会同构化的整合方式向政府有限整合与社会自主整合相结合的方式转变。利益整合主要是对利益对象有效供给的调整、对人的利益观念和行为的调整以及对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

劳资关系调整模式重构的主要路径

刘金祥在《社会科学研究》撰文认为，在劳动关系的转型中，我国目前以“强政府”为主导的单一依赖国家立法和规制来干预、平衡劳资关系的调整模式已经难以应对我国劳动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已无法满足当前的需要。因此我国劳资关系调整模式需要重构。我国劳资关系调整模式重构的主要路径包括：（一）政府在劳动关系中的定位：从直接干预到间接干预，避免政府强介入。（二）通过公司治理，从根本上改变劳动者的弱者地位。（三）鼓励职工持股。（四）完善工会的组织与职能。我国劳资关系调整模式应该构建多元化模式，形成政府主导型的劳资关系调整模式，再逐步向以非政府组织多元化调整劳资关系模式过渡。不同的调整模式，特点和适用范围不一样。单独凭其中一种不可能达到很好效果。我国的劳资关系调整很难模仿国外的模式，解决劳资关系紧张的根本途径在于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劳资关系多元化调整模式，从而实现我国劳动维权真正地全方位、立体化，最终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