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怀德在《学习时报》撰文认为，应该看到，当前我国社会管理的主要任务主要还是由政府承担的，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公众参与、社会协同的社会管理大格局中，政府负责意味着什么，需要在依法行政和建设法治政府的大框架下思考。从总体上看，只有政府切实承担起社会管理的重任，严格依法行使职权履行职责，才能够克服当前社会管理面临的诸多困难，也只有政府在法治的框架下不断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和内容，才能够解决社会管理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政府必须坚持依法行政。第一，民主科学立法是加强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基础。第二，严格行政执法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也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的紧迫任务。第三，行政问责和监督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制度保障。第四，畅通法律救济渠道，建立公众利益和诉求表达机制是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的关键。第五，创新社会管理必须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依法行政的关键是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在社会管理领域，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即使在履行社会管理职责、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的过程中，也应当坚持依法行政。换言之，社会管理创新也有底线，不能随意突破法治的框架。

社会主义国家历次改革的启示

蒲国良在《社会科学研究》撰文分析了社会主义国家历次改革的特点，提出以下几点启示：①改革是社会进步的常态，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而不仅仅是应对社会危机的非常手段。一个制度要维持其生命力并保持正常有效的运转，就要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和校正。这种持续不断的调整和校正，就是改革。改革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常态，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进程。②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是一个不断向深广推进的过程，也是改革的理论与认识不断深化与升华的过程，即从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的最初的经济政策调整逐渐发展成为波及世界上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社会领域的全面改革。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认识、观念也都一步一步地发生着巨大的变化。③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改革方案，决策者只能在不断的比较、选择、实施和修正中寻找较为可行的路径，不断地推动社会的变革和进步。社会发展不是一劳永逸的，社会改革也不是一劳永逸的。④社会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需要其他领域的相应举措与之相配合，实践表明，单项独举、一枝独秀是不可能最终获得成功的。反观历史上社会主义国家的各次改革，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经济改革没有得到其他领域尤其是政治改革的良性互动。⑤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目的是既要强国，更要惠民，改革过程中一定要防止动机与效果背离，手段与目的脱节。也就是说，首先存在一个改革的代价由谁来承担，谁应该是改革的受益者的问题。⑥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是建设和改革的领导力量，它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是历史形成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史表明，与时俱进是永葆执政党活力和创造力的关键。

如何提升中国民众的国际意识

苏晓龙在《山东社会科学》撰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民众的国际意识整体上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但也仍然存在不少的问题，最主要的是，“中国人似乎始终缺乏统一的、自信的、能够对自身的发展和世界的现实建立起具有解释力和包容力的中国和世界关系的哲学认识，中国人的国际意识也就必然常常随着不同的事件而上下沉浮、缺乏相应的成熟和连续性。”换言之，中国人的国际意识还有着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也正因此，国际社会总对中国抱有一种“不确定感”，进而影响到对中国的态度和政策，而这又会反过来影响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认识，从而容易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所以说，“怎样在这样一个本质上是‘自私、好斗而又缺乏中央权威’的国际系统中，不要让别人的自私、误解、错觉阻碍我们发展的步伐，更不要让我们自己躁动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恰当地误导我们的理性，这是我们不可推诿的历史使命，是我们必须走出的‘中国困境’。”关于如何进一步提升中国民众的国际意识，国内外从各个角度都进行了积极的和富有启发意义的讨论，这里只提出两点：第一，无论是改变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还是改变世界对自己的看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政府和民众对此应有充分的认识和心理准备。第二，无论具体建议如何，最关键的还是如邓小平当年所说，“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也就是在认真回应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新期待的基础上，扎扎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情，中国政府和民众为此还要继续付出艰苦的努力。

公共权力异化的治理路径选择

张维新在《行政论坛》撰文指出，公共权力异化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它的危害性、违法性和为私性。公共权力异化主要表现为权力来源异化、权力主体异化和权力功能异化。公共权力异化的治理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科学合理地设立权力，紧控公共权力异化的源头。要加强立法的思想统一，立法的精神一致，避免出现所制定的法律、法规等违背《宪法》或彼此矛盾；要明确立法主体的立法范围，划定立法的界限，避免出现一些混乱；要对立法主体进行监督。二是加强权力主体的自身建设，改善公职人员经济地位。要加强权力主体自身的素质建设，使其自觉抵制公共权力异化；要改变公职人员的经济地位，实现高薪养廉。三是改善不良的社会环境，改良公共权力异化的土壤。我国的历史传统留下的不良社会因素深深地渗透到生长权力文化的社会土壤里，主要是官本位与顺民思想。因此，转变观念十分重要——从“官本位”向“民本位”转变。同时要增强人们的公民意识与权利观念，对权力起到监督的作用。四是以权制权，建立协调的治理机制。“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是现代法治社会治理公共权力异化的两条基本路径。两者必须双管齐下才能在公共权力治理中获得良好的效果，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公共权力异化现象。

网络参与在政府治理中的作用

顾丽梅在《浙江社会科学》撰文认为，在当前中国地方政府治理中，如何提升网络参与的质量？仍然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培育公民参与型文化。由于传统的原因，我国参与型公民文化曾经一度缺失，民众政治参与意识非常薄弱，这与时代要求不相适应。二是规范网络参与。网络技术的运用加速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但是，如何规范网络参与，把网络参与和网络问政纳入到政府日常工作制度中去，建立网络法规和制度尤为重要。三是提高平民的网络参与率。我国目前的网络参与主体以知识分子为多，年轻人为多，市民为多，而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还不具有广泛参与的可能。故而，目前的网络参与还不能完全代表农民的利益。有鉴于此，提升网络技术，普及平民尤其是农民的网络参与率，对于推动网络参与的代表性和参与质量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