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人情堆里这些年

王 石

28年前，我只身来到深圳创业。如果一定要给那段过往安一个题目，我想应该叫做《1983》，我在那年所经历过的那些兴奋、尝试、大起大落大开大阖，以后，再也没有遇到过。然而现在回过头去看，对我而言，真正的挑战却在于处理与各色人等的人情关系。

我第一次胃出血是上世纪80年代，还在新疆当兵开汽车的时候，原本以为离开部队，生活强度相对减轻，这样的事情应该不会再出现。可到了深圳才发现，事与愿违。

在深圳的头几年，我几乎每年都有一次胃部大出血，而起因都是在人际关系上。不是和上面人拉交情，就是和下面人打交道。最常见的情况是骨干不合——这边有他无我，那边有我无他。每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夜夜睡不着觉，急！想想骨干要是都走了，企业还怎么发展？我一个人能干出点什么？“窝里斗”导致的最终结果是团队一盘散沙，而我必须要做的就是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今天看来，一个人活生生被气到胃出血或许更像是一句玩笑，但当时的情况确实如此。

即便是到了今天，我想起最初创业的那段依赖应酬的日子仍然心有余悸。这也直接导致我之后在打造万科企业文化的时候，将简单、透明、规范确定为核心的文化理念。

导致胃出血的原因当然不可能仅仅是因为遇到不如意的事情而动气。在中国人的人情观里，应酬成为躲不开而必须要过的一道坎。很多人习惯性将其隐晦地表达成为“一起吃个饭”，可真的只是安静地坐在一起吃个饭？

做我们这行每天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应酬。我最怕接触的是酒桌上的应酬——一定要把你喝醉，一定要把你喝得钻到桌子底下，否则事情十有八九谈不成。

我向这样的现象宣战：万科内部禁止酗酒。

当然，你自己是酒鬼是另外一回事，那是你有病。我不愿意看到万科起来了，做出了优秀的产品，扩大了影响力，但我的中层干部，我的一线老总，因为应酬，到了我这个年龄个个都患上肝硬化肝囊肿。如果因为应酬，万科和当地的官员、和客户伙伴之间没有处理好关系，那我宁可这生意做不成。

这个是最基本的对生命的尊重，酗酒除了对贡献GDP有点好处、对税收有点好处之外，对自身对民族没有好处。

烟酒不分家，饭桌上喝酒，茶桌下吸烟。也经常会有人送我一些烟酒作为礼物。旁边人告诉我，这烟两千块钱一条。我觉得莫名其妙！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喜欢喝普洱茶，但你问我一般是喝贵的还是喝便宜的，我当然是喝比较便宜的。无论在谁面前我的答案都只有这一个，因为问题很简单，就好比咱们喝可乐，是喝比较贵的可乐还是比较便宜的可乐？可乐是很好，但它撑死了也就是一种饮料。如果你把可乐做到两百块钱一听，绝对是脑子有毛病。

中国现在就有这毛病，把烟做到两三千块钱一条，抽一根就是几十块钱，这不是莫名其妙是什么？

生意场上，交往应酬的确避无可避。我可以做到洁身自好，但与之相对应的是，你不去应酬，就得逼你底下的人去应酬。

还是在刚刚去深圳创业的时期。当时我是计划买车皮，考虑到批车皮的货运主任我之前又不认识，想着买两条烟送过去，或许会少点麻烦。当时“三五烟”是十块钱一条，两条二十块。我让我的一个小伙计送到他家去。

一个小时过后，小伙计把两条烟原封不动地拿了回来，说人家不要。我对他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批评：“让你挣两条烟你没这个能力，现在让你花两条烟你都花不出去。”说完，我又自己骑自行车拿着烟找到了那个货运主任。

我把烟放在他家桌上。他看了一眼说：“你先回去。这事你明天让你伙计来也行你自己来也行。”在我临走的时候，他还笑着朝我伸出了两个手指：“你知不知道现在计划外车皮的行情？一个车皮两百块钱。”

我一夜没睡着，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一个计划外车皮需要两百块钱的好处费，而我买的两条烟才二十块钱，那我明天是不是得带着四百块钱去办事？

没想到第二天到了之后，他二话没说就把事办了，一个钱字都没提。之后我才知道，因为我那时带着民工买外贸的玉米，外贸卸货我都会帮着扛，那时他在外贸车站当货运主任，他第一次看到一个城里人一点架子也没有，就想着有机会一定要帮帮我。

“我手中的权力就是计划车皮，你只要一次性不超过十个，我随时给你批。”我后来把这件事写进了我的书里，取名叫“行贿未遂”。

那一次的经历还让我明白一个道理，所谓的钱权交易并非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这也导致“绝不行贿”成为万科今时今日的一条基本办事原则。

在当下，要想做到不求人是绝对不可能的。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坚决不要去触碰法律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