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对社会公共生活的“介入”和“不介入”，似乎在任何时代都能构成人们关注的话题，并用它来衡量诗人和诗歌，而这恰恰是我们需要警惕的——这样就会把诗人复杂的感受抽象化、标签化，正与诗歌的本质相悖。这是因为，构成诗歌方式的一个绝对重要的元素是隐喻，隐喻决定了在诗人的感知、想象和创造力中，一事物愈是和其他事物发生广泛而深入的联系，此事物获得的生命力和存在感则愈强，它所辐射出的世界的整体感和其本身的独特性也因此而愈加凸现。因此，严格来说，诗歌“是否”和“能否”有效地对社会生活进行“介入”与“不介入”，这个命题本身就充满了分裂。社会生活不是你想回避就能回避的，当代社会中的人只能生活在当代社会之中，社会生活在每个人的生活和经验的细节上都会留下它的烙印，那些去南极的探险者或者进入太空的宇航员离我们日常的生活场景最远，但他们和一个马路清洁工与当代社会生活的距离同样地密切。社会生活的网里总有一根完全可见的细丝牢牢粘在你身上，不会真的有什么生活在书斋真空里的诗人，也难以想象会真的存在完全沉浸于“自我”私人空间而不与社会发生联系的诗人。这甚至不是理论——只要一个诗人没有内心分裂，只要他的感受和经验与书写保持诚实的一致，那么，诗歌所呈现的最后的文本，就是对其感受、经验是如何与生活发生联系的真实描述，以及由此而来的由点及面、由特殊到普遍的细致呈现。从这一点来说，仅仅从修辞的意义上来解读或者看待诗歌，是对诗歌这一文体最大的歪曲——我从未见过比诗歌更真实地、更具体地呈现诗人所处那个时代面貌的作品，古往今来那些杰出诗人留下的诗篇，就是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记录：从微观的个人生活细节出发，扩展至当下更辽阔的历史生活场景，这是诗人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

由于某种可商榷的分类意在使人们能够便利地讨论问题，诗人写作的“内容”被“暂时”地划分为“介入”、“不介入”，其分类的考量基础已经把诗歌的内容进行了题材上的划分，也就是说有一种诗歌是“介入”的诗歌，而另一种是“不介入”的诗歌。批评家们根据题材进行划分，相应地也有了读者给予这两种诗歌不同的评判。这种简单的划分除了带来更为简单的、把人引向歧途的争吵之外，同时也容易令人忘记诗歌的本质和诗人的天职。如前所述，诗歌的本质是将个人极其微观的经验感受最大化地与世间事物以及时间发生广泛深入的联系，诗歌是通过这种特殊表达和内在节奏引起读者想象力重视并达到最大感受认同的能力。而对于诗人来说，一切可以通过阅读教育习得的“技艺”最终会忠心耿耿地尽职于心灵最渴望的“意义”。在此，从诗人到诗歌——两者保持着高度协调的一致性，互相忠实于对方。诗人遵从诚实的原则写下源于生活的诗句，同时也需身体力行地接受自己写下的诗歌的检验——我谓之“不分裂的诗歌和诗人”——这几乎是很多诗人梦想努力达到、但做起来却相当艰难的事情。当然，我绝不会为分裂的诗歌辩护，无论它是“介入”的还是“不介入”的。

不是说写一篇同情底层的诗歌、或者反对文学工具化你就是个好诗人，你就天然地拥有谴责其他人的道德优越感。这两种看似对立的观念事实上像孪生兄弟一样有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真实生活与诗歌文本的分裂，因为我从未见到过没有社会生活的人，也未见过只有社会生活、公众生活但却没有自我和“个人”的人。但即便如此，我也要说，假如一个诗人丧失了对世界的想象力，丧失了对他人、对其他生命的敏感，丧失了对身边生活诚实的表达，他也不会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如果说文学是“致力于人性向善的努力”，人的关系中天然蕴涵着伦理道德，那么诗人的稿纸上就应该呈现“人是关系的一个结（圣奥克絮佩里语）”的笔迹，这是作为人类的最起码的道德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善恶判断文学作品的价值时，我记得法国哲学家茨维坦·托多罗夫曾说过的话：“做好一件工作是否总构成善，不应仅仅根据它们是什么而且也应根据它们被用来做什么来进行判断。一个人必须将其用途和后果一起放进头脑考虑之中。这是因为，个人的尊严并不建立在社会认可之上，而仅仅在于良心和其善的意义悬而未决的行为之间的一致。”同时，我也记得他的同胞齐奥朗的一句话：“一切道德对善良都构成威胁，唯有漫不经心能拯救它。”保持内心声音和实际行为的一致——诚实。诚实。诚实。做一个不分裂的诗人，写出不分裂的诗歌。

蓝 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