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我去邮箱收取信件，惊喜地发现一个厚厚的信封，里面装有耶鲁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的推荐信是里昂先生给我写的，我当时所能想到的就是他一定在推荐信里对我大加赞美了一番。克雷·约翰逊也在同时拆开了他的录取通知书。我们决定上大学后做室友，一言为定！

从安多弗毕业仿佛就像脱下了紧身衣。在大学里，我的原则还是大家都信奉的那句老话：拼命地学，痛快地玩。学习的确是坚持下来了，但是我更擅长于玩。我加入了德尔塔·卡珀·爱普西伦兄弟会（Delta Kappa Epsilon Fraternity）,参加橄榄球比赛和校内体育活动，开车去女校找乐子，并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与朋友出去玩。

我生性好玩，这有时会让我忘乎所以。上大四的时候，我们去普林斯顿大学观看一场足球比赛，客场作战的耶鲁大学队获胜。我欣喜若狂，在不少酒精的刺激下，我领着一帮人冲进场地，拉倒了球门柱。看到这一幕，普林斯顿的球迷们可并不觉得有趣。我坐到了球门横杆上面，一个球场保安立刻把我拉了下来，然后拽着我穿过比赛场地，把我送进了一辆警车里。耶鲁的朋友开始拍打车窗，并叫道：“放了布什！”

我的朋友罗伊·奥斯汀，耶鲁足球队的队长，来自圣文森特岛的大个子，感觉情况不妙，于是大喊着让围在车边的人们都挪开，自己跳进了车里，和我一起被带到了警察局。我们被告知立刻离开普林斯顿校园，再也不能回来。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重返普林斯顿。而罗伊则继续在打磨他的外交手腕。0年过去了，我任命他为美国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的大使。

毕业那年，国内局势动荡不安。马丁·路德·金在我大四那年的4月遇刺身亡。随后芝加哥和华盛顿爆发了种族暴乱。在毕业典礼举行前的几天，我和几个朋友驾车从纽约上州回学校，在路上，我们听到广播报道罗伯特·肯尼迪遭枪击身亡。

那几年的耶鲁，民权话题主导了校园的讨论。在我们大四那年，另外一件事让我们神经紧绷。越南战争升级，约翰逊总统启动征兵制。我们当时有两派意见：要么应征入伍，要么想办法逃过征兵抽签。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我要参军！我的父亲曾为国家作出了牺牲，作为他的儿子，逃兵役是一种耻辱。

1968年秋天，我在佐治亚州穆迪空军基地报到，接受飞行员培训。在飞行学校完成基本飞行训练后，我来到了休斯敦，在埃灵顿空军基地学习驾驶F-102战斗机。

从我父母的角度来说，他们看到了我活泼不羁的性格，并不去压制它，只是在我做过头的时候才会给我警告。在我20岁那年，我与父亲进行了一次气氛最为严肃的谈话。当时，大学放暑假，我回家后来到路易斯安那州莱克查尔斯市的一个海上钻井平台打杂工。我在那里工作一周，休息一周。那里天气炎热，工作艰苦，因此我决定给自己减压，最后一周不干了，去休斯敦和女朋友待在一起。

父亲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我满不在乎地告诉他我已经决定提前一周辞掉工作。他告诉我公司雇用我是出于对我的信任，我之前也同意了在这里工作的期限。我签了合同，但是现在却违反了合同规定。我坐在那里，感觉越来越糟糕。最后他说：“儿子，我对你感到失望。”他的这番话让我无地自容。

过了几个小时，家里的电话响了。是父亲打来的。我担心我可能又要被教训一顿了。但是出乎意外的是，父亲问我：“乔治，你今晚有什么安排？”他说他有几张休斯敦太空人队的比赛门票，想邀请我和我的女朋友一起去看比赛。我马上答应了。这段经历让我更加懂得恪守诺言的重要性，同时让我感受到父爱如山。

一直以来，关于我与父亲相处关系的臆测颇多。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我们是近172年以来唯一的父子总统。其实，我们的关系非常简单，我敬重我的父亲。在我的一生中，我都非常尊敬他，崇拜他，并感激他给予我的爱。有一天半夜，我喝得醉醺醺地开车回家，结果撞翻了邻居家的垃圾箱，父亲出来指责了我几句，我却大不敬地向他叫板。有些人会想象当时的场景应该是两个总统爆发了一场史诗般的决战。而事实上，我当时是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孩子，而父亲为此大为光火，他这么生气再正常不过。我们都没把此事放在心上，直到这件不光彩的事在20多年后登上了报纸。

那些时刻都提醒我，我不仅仅是父亲的儿子。我也有着芭芭拉·布什的火暴脾气。有时候，我用自己的方式证明我的独立，但我对家人的爱从不止息。我认为他们也明白这一点，即使有时候我惹得他们怒气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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