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米德兰的好多人都对我说他们看到我和威利一起站在舞台上。但是他们都没有做任何评论，只有一个老兄说我站在上面像个傻子。他说得没错。

1976年，我在位于缅因州肯纳邦克波特的家里度过了劳动节周末。周六晚上，我和妹妹多萝，父亲的长期政治助手皮特·鲁塞尔，两位家庭朋友，以及澳大利亚网球明星纽科姆（John Newcombe）和他的妻子安吉一起在酒吧喝酒。

当地的警察加尔文·布里奇斯看到我开车时速仅10英里，但是开起来仍相当费劲。他觉得很奇怪，让我接受直线行走测试，我没有通过，于是他就把我带到了警察局。我违反交通规则了，于是向警察局的人老实坦白。

我对于自己的严重错误也感到万分尴尬。走运的是我酒后驾车没有伤到车内的乘客、路上其他司机或者我自己。我被罚款150美元，并被勒令在一段时期内不得在缅因州驾驶。这个案子了结了，或者说我以为已经了结了。

那年秋天，我开始认真考虑要收敛自己的行为。酒后驾车被罚是动因之一，但是几个月以来，这种感觉一直越发强烈。我漂泊不定的生活有些漫长了，我也年纪不小了。我在夏天跨过了而立之年。我以前对自己承诺过要在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10年丰富自己的阅历，不要被任何东西束缚。我恪守了这个承诺，但是如今这个10年已经接近尾声。

1977年7月，我回到了米德兰的老家，老朋友乔·奥尼尔邀请我去他家吃汉堡。乔和他的妻子简想让我认识一个人：简的一位最要好的朋友劳拉·韦尔奇。我到他们家时有点迟到。后院里面坐着简和劳拉。劳拉当时穿着一件蓝色的背心裙。

她美丽动人，长着一双迷人的蓝眼睛，举手投足间都散发着优雅的气质。她聪慧高贵，笑声轻盈。如果世上真有一见钟情，那么我对劳拉就是。

交谈中，我们发现原来小时候在米德兰，我们两家住得很近，我们都在加州圣哈辛托中学读七年级。在休斯敦甚至住在同一座公寓大楼。她住的一侧非常安静，那里的人们喜欢坐在游泳池边读书，而在我住的那侧，人们喜欢玩水上排球，一直玩到深夜。难怪我们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彼此。

第二天我给劳拉打电话，我们相约晚上见面。我问她是否想打迷你高尔夫球。当她同意时，我知道她就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女孩了。她的短打技术还欠火候，但是有她在身边，其乐无穷。前一晚初见的良好印象在这一次得到加强。唯一的遗憾就是劳拉必须回到奥斯汀，因为她是道森小学的图书馆管理员。她离开不久，我就陷入了对她的思念，一有空我就会去奥斯汀看她。

我们十分般配。我爱高谈阔论，她善于仔细聆听；我豪放不羁，她处事冷静；我时而会得意忘形，但她却非常理智务实。最重要的是，她待人真诚，落落大方，没有任何虚假掩饰。我立刻被她深深吸引，并从此不曾改变。8月，我去肯纳邦克波特看望家人，准备在那待上一周。但只住了一个晚上，我就飞回得克萨斯和劳拉在一起。

在我们相处了几周后，劳拉带我见她的父母，哈罗德和詹娜·韦尔奇。她的母亲非常友好善良，对人耐心，总让我感觉宾至如归。她的父亲热爱体育，喜欢在足球比赛中下一点注。他经常去的休闲场所就是约翰尼烧烤。当地人称之为“病猪”，因为餐馆房顶上有一只木头做的、长相难看的猪。一天，劳拉的父亲把我介绍给他在“病猪”里的朋友们，其中还包括了约翰尼。我觉得我被大家认可了，因为有人请我喝伏特加橙汁鸡尾酒。我谢绝了，当时已经早上9点了。

在那年的9月底，我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一天夜里，在劳拉租的小房子里，我对她说：“我们结婚吧。”她马上就答应了。

新婚不久，我和劳拉准备要孩子。尝试了几年，也没有任何结果，我们没有预料到这个过程会这么艰难。我们讨论过，反思过，祈祷过，最后我们决定领养孩子。起初，一想到要做别人家孩子的家长，我就感到不自在。

收养申请程序需要几个月的时间。首先我们要接受初步面试，其中包括填写一份内容繁多的问卷调查。我们很幸运地通过了这一轮考核。第二步，收养中心计划派一名代表对我们进行家访，我和劳拉为此做了精心的准备。之后，在1981年年初，劳拉告诉我一大喜讯，她说她可能怀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