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凯克将军的办公室内，我通过机密电话，联系上了唐·拉姆斯菲尔德。想找到他并不容易，因为他是五角大楼第一个对袭击做出反应的人。在事件发生后，他立即跑出去，帮助救援人员将伤亡人员抬上担架。

我和拉姆斯菲尔德说，我认为此次袭击是一次战争行为，并批准他将戒备状态提高至三级，这也是自1973年阿以战争以来第一次将戒备状态提高至三级。全球的美国军事设施均加强了安全防范，随时待命。我还告诉他，现在我们的第一要务就是渡过眼前的这次危机。之后，我计划做出军事回应。我说道：“你和迪克·迈尔斯来决定之后如何反击。”

我不断询问安迪何时可以返回华盛顿。特勤人员们觉得局势仍然不明朗。切尼和康迪也这样认为。他们建议我改去位于内布拉斯加州的奥夫特空军基地战略司令部，那里较为安全，且有可靠的通讯设施。我无奈地接受了，这也再次推迟了我返回华盛顿的日期。我们在巴克斯代尔登机的时候，空军一号里装满了食物和水，我们不得不做好准备应对一切可能。

我们到达奥夫特空军基地之后，我被送到指挥中心，很多军官因参加预定的演习也都在那里。突然，一个声音从广播系统中传出：“总统先生，有一架无响应飞机正从马德里飞来，我们是否有权将其击落？”

当时，我头脑中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样的事情何时才能结束啊？之后，我简单说明了之前批准的击落条件。我脑子里迅速地想象了一下各种最坏的情况：比如，击落一架外国飞机会在外交上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或者如果我们行动过于缓慢，恐怖分子已经击中目标该怎么办？

那个声音再次从喇叭里传来。他欣喜地说道：“从马德里飞来的航班已经在葡萄牙里斯本着陆了。”

感谢上帝啊，我心想。这再一次让我感受到了战争的气息。

我们转移到了通讯中心，在那里，我通过视频召开了国家安全会议。对于在会议上的发言，我已经深思熟虑。所以，会议开始时，我就明确表示：“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反恐战争。从今天起，这将成为本届政府的一个新的工作重点。”之后，我收到一条最新的紧急情报，于是我转向乔治·特内特，问道：“谁干的？”

乔治告诉我四个字：基地组织。

在“9·11”发生3年以前，恐怖主义者在两个美国驻东非使馆同时实施了爆炸案，造成200多人死亡，500多人受伤。2000年10月，“科尔”号军舰爆炸案也是由他们指使的，17名美国海军官兵在也门附近海岸丧生。截至9月11日下午，情报部门在被劫飞机的乘客名单中发现了已知的基地组织成员。

在夏天时，我要求中情局重新审视一下基地组织的威胁，评估其在美国内部进行袭击的可能性。8月初，在一份《总统每日简报》中，中情局重申了本·拉登一直以来要袭击美国的意图，但并未确认有具体计划。简报中这样写道：“我们没有证实一些耸人听闻的威胁……比如有消息称，本·拉登想要劫持一架美国客机。”信息来源（外国的情报机构）仍然处于保密状态。

“9·11”那一天，很明显情报部门忽略了一些重要的消息。对于这样的失误，我感到很惊讶。

我在奥夫特基地里仔细观察着显示屏，并告诉乔治·特内特要“把耳朵竖起来”——就是让他注意所有情报信息，并追踪每一条线索。

在返回华盛顿的飞机上，安迪和中情局负责向我做简报的迈克·莫雷尔一起到会议室和我见面。迈克告诉我，法国情报机构提供了关于其他在美基地组织成员——也就是所谓的“睡眠细胞”（sleeper cells）——的报告，称他们在策划实施第二波恐怖袭击。“第二波”，多么可怕的字眼，如果没有进一步袭击的话，我相信美国能够克服“9·11”袭击带来的困难。但是如果再有一波袭击的话，我们将很难承受。这是那一天最为黑暗的一刻。

当我正在飞机上观看电视报道的时候，我看到了芭芭拉·奥尔森的照片。芭芭拉是一名才华横溢的电视评论员，也是司法部副总检察长特德·奥尔森的妻子。特德·奥尔森曾对佛罗里达州重新计票案在最高法院为我辩护。芭芭拉乘坐了美国航空的77号航班，也就是撞向五角大楼的那架飞机。她是这场悲剧中我发现的第一个认识的人。我拨通了特德的电话，他听起来似乎很镇定。但从他的声音中，我能感受到这场悲剧给他带来的打击和绝望。我向他表达了我的悲痛。他向我描述了芭芭拉如何从被劫航班上给他打电话，并冷静地传达了相关信息，她为了国家一直战斗到最后。我向特德发誓，我们一定会找到那些杀人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