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选择即五角大楼先前就制定好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这种选择，将对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训练营发动巡航导弹打击。这个计划的好处是可以立即执行，同时对美国军队没有任何风险。

第二个选择是综合使用巡航导弹和载人轰炸机进行打击。这能让我们击中更多的目标，不过也会让我们的飞行员面临一定风险。

第三个，也是最有主动性的选择，是综合部署巡航导弹、轰炸机和地面部队进攻。这种选择还停留在理论阶段，军队需要考虑控制损失的细节措施。

谢尔顿将军强调，把我们的军队投入到一个多山的内陆国，需要时间和娴熟的外交手腕，我们要同时拥有建造基地和飞越别国领空的权利，以及搜救技术——这些还没包括好天气和好运气。

紧接着是多方面的研究。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建议我们像对付阿富汗一样对付伊拉克。

科林谨慎地反对这一建议。“现在就打击伊拉克会被认为是转移视线，”他说，“我们会失去联合国、伊斯兰世界和北约的支持。如果我们真的要对付伊拉克，那也要在我们选择的时间。但是并非现在，因为我们还没有直接理由打击他们。”

听到整个讨论过程和各种不同意见能让我理清思路。我没想在当时就做决定，那要放到第二天来做。

9月16日，周日，是用来深思熟虑的一天。劳拉和我去戴维营美丽的常绿教堂做礼拜。

祷告结束，劳拉和我乘坐海军一号飞回华盛顿。那天下午，我做出了总统任期中有决定性意义的决策：我们选择向恐怖主义发动进攻，第一个战场就是阿富汗。

我的决策违背了美国过去20年来的政策。1983年，黎巴嫩真主党恐怖主义分子袭击了我们的海军陆战队驻地和驻黎巴嫩大使馆，从那之后，里根总统就撤回了我们的军队。1993年，索马里恐怖主义军阀击落美国黑鹰直升机，克林顿总统也撤回了我们的军队。1998年，基地组织炸弹袭击了我们在东非的两个使馆，这让克林顿总统决定对阿富汗境内的基地组织设施发动巡航导弹打击。虽然那些训练营基本上被废弃了，但是这种远距离攻击没什么效果。当基地组织在也门海域制造了“科尔”号军舰爆炸案，美国几乎没有任何回应。

我的前任们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时期做出以上决定的。现在基地组织在美国本土杀害了近3000人，这证明，恐怖主义者把我们的缺乏有效反应当做了软弱的标志，甚至当做在邀请自己策划更厚颜无耻的袭击。从基地组织经常发出的信息来看，我们的妥协和撤退，用本·拉登的话来说，证明美国是“纸老虎”，美国人“在24小时之内就可以被赶跑”。

“9·11”事件之后，我决心改变这种印象。我决定采用谢尔顿将军提出的三种方案中最有攻击性的一个。巡航导弹和载人轰炸机只是我们所有反制行动的一部分，我们要派出地面部队，然后一直把军队留在阿富汗，直到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被赶跑，一个自由的社会慢慢出现。

第二天上午，我在内阁会议室召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本次会议的目标是为反恐战争的第一波攻击分配任务，”我说，“今天就开始行动。”

9月21日，我专注于制订战争计划。作为三军总司令考虑军事问题，是我不曾经历过的。军官们装饰着功勋徽章和绶带的军服清楚地显示了，他们在军事领域的专长要比我高超得多。

7个月之前，劳拉和我在白宫为军方领导和家眷举行了一次宴会。我希望打破拘谨，从个人角度认识这些陆海空将军们。

汤米·弗兰克斯将军是我见到的将军们之一，他偕同妻子凯茜来到白宫。汤米胸前挂满勋章，包括许多铜星勋章和越南带回来的紫心勋章。作为一名上将，他执掌着中央战区司令部，横跨从非洲之角到中亚的广大地区，其中包括阿富汗。

“将军，我听说你从得克萨斯的米德兰来。”我说。

“是的，总统先生，我是那里的人。”他一边用西得克萨斯特有的慢吞吞语调说着，一边泛起温暖的笑容。

“我还听说你和劳拉是高中同学呢。”我又补充。

“当然，长官。我比她早一年毕业，”他回答，“不过别担心，总统先生，我可从没跟她约会过。”

我大声笑起来，跟你的新总司令说这种事，实在太有趣了。我有预感，我和汤米的合作将会一帆风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