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米说得很明白，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会很不容易。这个国家的一切都充斥着麻烦：偏远、地形崎岖，又很原始。它的北部，是塔吉克、乌兹别克、哈扎拉和土库曼等民族的故乡；南部则由普什图人（Pashtuns）占多数地位。部落、种族和宗教冲突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阿富汗持续着。而且，除了他们的不同之处，所有阿富汗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总会团结起来反对外国人。19世纪，他们赶走了英国人，20世纪，他们又赶走了苏联人，即使是亚历山大大帝也不能征服阿富汗。阿富汗因为这些历史赢得了一个不祥的绰号：帝国的坟墓。

我认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是确保整个作战计划从战略角度上看，是全面且一致的——这份计划就是推翻塔利班政权，摧毁基地组织避难所，帮助建立一个民选政府。我问了汤米许多问题：我们需要多少部队？现成的基地有多少？调动所有人需要多长时间？他认为将会面临何种级别的敌方抵抗？

我并未试着去做后勤保障和战术指挥的具体决定。我的直觉告诉我，要相信军方领导人的判断。他们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我只是个新来的总司令。我还记得一张照片，那是在越战中，林登·约翰逊和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仔细观察地图，挑出常规轰炸中需要摧毁的目标。他们种种细致决定带来的影响，贯穿着整个指挥体系。当我在飞行学校的时候，我的一位参加过越战的老师曾抱怨说，空军条条框框实在太多，结果敌人们都能准确预测我方飞机的飞行路线。他自己把原因归咎于“那帮政客非要来烦我们不可”。

汤米需要帮助的，是得到阿富汗邻国的支持。没有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后勤方面的合作，我们就无法把部队派到阿富汗。我不认识这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首脑们。不过俄罗斯对这些国家仍然保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且，我认识弗拉基米尔·普京。

普京和我初次见面，是在斯洛文尼亚的一座宫殿里，那里曾属于一个共产党领导人铁托。在那次峰会上，我的目标是消除一切紧张状态，建立起和普京的牢固联系。了解其他国家首脑的性格特征和其所重视的问题，会让我更容易找到彼此的共同点，或者就容易产生分歧的领域进行交流。这是我从父亲身上学到的一课，他是个人外交技巧的伟大开创者之一。另外一位则是亚伯拉罕·林肯。“如果你想为自己的事业赢得一位支持者，”林肯曾说过，“只要让他相信你是他的朋友就行。”

与普京的会谈开始于一次小型会见，只有弗拉基米尔和我，我们的国家安全顾问，以及几个翻译。他看上去有些紧张。他照着一叠整齐的卡片对我说话，以此作为开场白。第一个议题，是苏联时期遗留的俄罗斯联邦债务问题。

几分钟后，我用一个问题打断了他的演讲：“您母亲真的给过您一个在耶路撒冷祈福过的十字架吗？”

当翻译彼得用俄语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普京脸上闪过一丝惊诧。我解释说，这个故事是我在做一些背景阅读的时候注意到的——我当然没告诉他，我阅读的是情报简报——而且我很希望再知道一些细节。

普京很快恢复平静，开始给我讲这个故事。他的表情和语调都变得很柔和，他讲到，在他把十字架挂在他的郊外别墅之后，那里就发生了火灾。消防队员赶到时，他告诉他们，自己唯一在乎的就是那个十字架。他戏剧性地再现了当一位消防员展开双手，向他展示十字架的瞬间。他说，那“简直就是命中注定”。

“弗拉基米尔，”我说，“那么这就是十字架的故事，一个关于命中注定的故事。”我感到紧张气氛从会议室中消散了。

会见之后，一个记者问我，普京“是否是一个美国可以信任的人”。我说他是。我想起普京对我讲述十字架的故事之时，他声音中所带的感情。“我直视他的眼睛，”我说，“……我能对他的心灵做出判断。”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普京会给我很多理由来完善我对他的看法。

斯洛文尼亚会见以后三个月，普京正是“9·11”事件发生之后第一个给白宫打来电话的外国首脑。他不能联系到正在空军一号上的我，所以赖斯通过总统紧急行动中心和他通话。他向她保证，俄罗斯不会像苏联在冷战期间一样，条件反射似的加强战备水平作为对美国将战备等级（DefCon）提高到3级的回应。当我在隔天跟弗拉基米尔通话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已经签署了一项命令，宣布用一分钟默哀表示和美国的团结一致。在谈话末尾，他说：“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我要您明白，在这次斗争中，我们处在同一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