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希彬

二十多年前，我奉调来平顶山工作，落脚于市工人文化宫。因为文学，很快结识了一帮文友，隔三差五聚到一起，喝酒论道，互称为“哥们”。“哥们”营生各异性格也不同，共同点是都喜欢文学。一帮“哥们”中，有一人最为特别，他就是张辉明。辉明爱诗也写诗，却没什么成就。辉明读书不多口才也不好，加上温吞木讷的个性，每次相聚，他只充当听众，且是最好的听众。某年春节在杜工部家聚会，一帮人划拳喝酒高谈阔论十二分酣畅，闹腾至夜半方休。日后杜嫂谈观感：你们这帮人就是不一样，一见面就闹闹哄哄，酒抢着喝，话抢着说，谁也不让谁；只有那个大高个儿（指辉明）嘴笨，想说话轮不上，一张嘴让别人截了，一张嘴让别人截了，一晚上没说成一句囫囵话。杜嫂细微的观察，算是把我们一帮人的优点缺点或者说特点说准说透了。

很不幸，生机勃勃的青春在一场大事变中结束了，众“哥们”各奔东西，有的闯海南，有的练地摊儿，有的退回书斋里翻古书，有的改换门庭混官场……只有辉明，没有一点儿变化，继续安安静静做图书管理员。我呢，也曾萌生过太多的念头，上天入地都想过，终于还是没出息，待在原地过庸碌的日子，间或写几篇文章聊以自慰。又因为读书，与辉明交往相对多些。这大约才是正常人的交往吧——没有激情，缺乏诗意，却真实可触。日子一天天过、一年年过，不咸不淡的岁月里，辉明经历了家庭婚姻的波折，我经历过柴米油盐的磨砺，不经意间，大家脸上、心上都刻上了无奈与沧桑。

辉明的一个选择，打破了庸常的生活。接下来的日子依然平淡乏味。辉明间或到小屋来坐，没其他人时我俩扯些闲话，有其他人时他就当五好听众，人头儿合适了也一起吃个便饭。辉明给我送来一些碟子，嘱托我一定要抽空看看。也许是辉明的再三嘱托，也许是当时实在空虚，我很快看了那些碟子。

辉明来小屋的次数日渐稀少。辉明说过他要经常聚会，有时在他家里聚，有时在其他地方聚。辉明还说过他结识了好多兄弟姊妹，一起读书一起唱歌，还互通有无相互帮助。我呢，公事、私事缠身，有空了还想弄弄文学，偶或想起辉明来，知道他有了适合也喜欢的去处，很是替他欣慰。

忽一日，有电话来，说辉明住院了，要我去看看他。放下电话，心里顿生一股不祥预感，辉明老病号了，住院也是常事，每次要去看他，他总不让，这次主动叫我去医院，情况肯定够严重了。果不其然，辉明已不能下床，脸色甚是难看，唯精气神儿还在眼中。看到我辉明很兴奋，一被辉明称作“弟兄”的中年男子，不时拿棉签为他润唇。辉明要方便，那弟兄把便器伸进被窝儿，接完了去卫生间倒掉……大概谈时间过长，那弟兄说该歇歇了，辉明不依，还要谈。说话间进来了一个老汉，经介绍，方知是辉明的又一个弟兄。

原来，自辉明病重住院，辉明的弟兄们便轮流值班，昼夜陪伴辉明。伺候过病人者都明白，那是一项何其艰巨的工作！一句“久病床前无孝子”把问题揭示得足够透彻，不消我再费口舌，而伺候辉明吃喝拉撒的“弟兄们”，原本与辉明毫不相干，居然能够如此超越如此……我突然感到词语的苍白，也突然悟出冥冥中确有不可知的力量存在，不然的话怎么可能？我自认算是个讲情义的人，我又是辉明不多的朋友之一，可我能为辉明做些什么呢？看着辉明的“弟兄们”面带喜悦为辉明无微不至地操劳，我心灵深处受到猛烈撞击，同时又羞愧难当……

庚寅年，正月初十，我和几个朋友相约到襄城小聚，午饭刚开，手机响了，一个忧伤而温和的声音告诉我：辉明走了，刚刚走了，到天国去了……

数日后，前去参加辉明的葬礼。殡仪馆一个相对简洁的室内，挤满了人，我到得不算晚，也只能站在门口处。身边一位辉明单位的人小声告诉我，里边人好多，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葬礼，内心深处再一次被震撼——没有惯常的职务级别罗列，没有空洞的谀词美语堆砌，形式简洁却庄重肃穆，语言朴素却直抵心灵。那些辉明的兄弟姊妹们，都在用心诉说用心吟唱，祝愿辉明的灵魂早入天堂。看着一张张虔诚洁净的面庞，听着一曲曲忧伤温馨的歌唱，我无法不被震撼。辉明没有离开我们，他只是去了他该去的地方。

而今，辉明去世一年有余，提笔写纪念文字，忽然想起一件事。多年前，八怪或者七贤之一的鸭嘴兽，在一个庄重的场合堆一脸深沉发表一番深刻的讲演，原话好长记不得了，核心部分的大意是说——我们还不能死，因为我们多少有些用处；辉明么，倒无所谓——如今盖棺论定，可知鸭嘴兽所言差远矣！以世俗的眼光审视，辉明或许懦弱无用；调换一种眼光察看，辉明分明高居于我辈之上，正以悲悯的目光凝视我们，用悲悯的心灵感化我们，而我们冥顽无知还大言不惭，何其不堪也哉！辉明在世俗生活中为传播真善美表现出的谦让，也足以称得上大丈夫了；更不用说在我等遭受打击举目无路如丧家之犬之时，辉明早已经为自己找到了永恒的归属，这，不正是智者所为么？辉明已去，褒贬无所谓了，只不知鸭嘴兽君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