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法章

又到了收获的季节，老家乡邻给我送来了满满一袋红薯。看着这些鲜嫩的、还散发着泥土芳香的红薯，心中不禁涌出一阵感动，无尽的暖意把我包围。

年龄在四十岁以上的人对红薯大都有着磨不去的记忆。红薯虽然是农作物，但准确点说还不能算作粮食作物。在那个“以瓜代粮”的年代，由于这种作物耐干旱、耐贫瘠、产量高，唯有它能够填饱农民的肚子。而小麦却因产量低而身价倍增，几乎成了粮食作物中的“贵族”。于是，本为当家主食的小麦退出了农家的餐桌，而红薯则登堂入室，成了农家餐桌上的“常客”。记得有一年大旱，麦收时节我们全家可怜巴巴的只分得5斤小麦。区区5斤小麦要保证全家人吃上一年，连平时本已十分节俭的母亲也犯了愁，最后母亲竟像供奉宝物般地把5斤小麦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以备逢年过节时用来招待到我家做客的亲戚……

红薯，又名红苕，南方叫地瓜。记得有一部电影，描写的是东南沿海军民同反敌特的故事。敌特们的接头暗号便是：“地瓜，地瓜，我是土豆！”观众每看至此，总会哄然大笑。虽有贬低调侃之意，但东南沿海遍种地瓜确也是事实。我曾在东南沿海服役数年，地瓜的影子至今依然萦绕不去。不管是大陆乡村，抑或高山海岛，地瓜几乎遍布各个角落。南方多美女，但南方的地瓜品相实在一般，一个个呆头呆脑，要样子没样子，要味道没味道，不像我们北方的红薯，大多长相俊美，烤好后香味四溢。我们老家还有一种红薯，细皮红瓤，既脆且甜，被称之为“洋红薯”，农家孩子常拿它当水果吃。但由于淀粉含量少，农民又多不种它。当然，在众多品相兼优的红薯家族中，偶尔也会出现一些“不良之辈”。有一种被称作做“老日”的红薯，不但长相丑陋，面目可憎，且口感甚差。大概是对于那段沉痛的历史记忆犹新，人们恨透了入侵中国的强盗，才把这种红薯称之为“老日”吧，意思是只有把它们吃进肚里，或磨成齑粉，方能解去心头之恨。年少时，记得有一次我挑选了一块个头傻大的“老日”作为“早点”。许是胃小肠短，我无论如何也难以“消灭”这块面目狰狞的“老日”，便想悄悄地把“老日”埋入土中，谁知正当我卖力地扒坑埋葬“老日”之时，却被严厉的父亲抓了个现行，惹来一顿痛骂……

“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没法活”。在那个饥饿的年代，红薯注定要与农家的一日三餐紧密相连。红薯收获后，母亲常常要把它们切成薄片，摊在打谷场上晾晒，然后磨成面粉，或做窝头，或擀面条，或熬稀粥……母亲还常常把蒸好的红薯放在石臼里捣烂，然后摊在鏊子上烙成薄饼，吃起来筋道而香甜。每天晚上睡觉前，把红薯置于封好的煤炉之上，第二天早上便是外焦里嫩的烤红薯——那也是我上学时一天的口粮……

在所有农活中，最能给人带来希望的是刨红薯，而最让人失望的也是刨红薯。红薯收获后，生产队总要把红薯地再翻耕几遍，尽力把遗留土中的红薯悉数拣获，然后才能轮到社员们去一遍遍地继续“搜捕”那些“漏网之薯”，找到的自然归己。而搜捕的方法便是拿着锄头在地里一点点地翻找，每每刨出一块红薯，其喜悦兴奋之情绝不亚于寻到一件宝物。但常常也有令人沮丧的时候，有时到了一个陌生所在，竟会在一块刚下种的麦田里刨上大半天而浑然不知，留下的除了满地狼藉，更有满心的焦虑与一脸的无奈。记得有一次语文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我的理想。我竟然异想天开地想发明一种眼镜——只要戴上它，藏埋地下的红薯便会一览无余。此文被老师批之为“格调不高，理想低下”。后来我参军入伍，扛枪报国,远离了发明创造，儿时的理想竟成了人生的遗憾……

年少时由于食其过多而肠胃大伤，我已有许多年没有吃过在今人看来无异于美食的红薯了，但我依然对它怀有深深的感情。正是这种不择地而生、朴实勤奋的植物，才让我渡过了那个饥饿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