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楼说：我家也是一样，都是苦命人，才参加红军闹革命。

两个人开始心心相印了，可一谈到两人的关系，翟云英就心里敲鼓了。母亲不同意这门婚事，嫌他比她大17岁。

第一次见面，如果说刘亚楼有点不像他自己了，那么这一次，他的个性就展示无遗了。

他痛痛快快地道：我去和你妈妈见一面，如果她老人家仍不同意，那就是我没这个福气了。

他不能不想到那个“万一”，却又对自己充满自信——就像面对无论什么样的难题一样。

“妈妈莎。”按照苏联人对女性长辈的尊称，刘亚楼进屋后亲切地叫了一声，用俄语跟老人唠了起来。

如果说这遥远的乡音，已经缩短了他们之间的距离，接下来这个中国小伙子的学识、热情、坦诚和落落大方，就让这位苏联老人十分欣喜了。

1947年5月1日，刘亚楼与翟云英结婚。

一年前的5月，他已就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了。

司令部正规化

民主联军总部，设在哈尔滨南面的双城县城双城堡。挺气派的有钱大户的大院，院内又有两个四合院，中间一道月亮门，东院为林彪等人的办公、住处，西院为参谋处。

林彪到东北不久，就带着个不超过10个人的指挥班子去辽西，又辽北、吉南地转悠，指挥作战。毛泽东对这个轻便的指挥班子挺欣赏，1946年4月曾专电询问，让林彪介绍说明。现在虽然不再到处游击了，人员也有增加，毫无疑义，这是一个精干、高效的指挥机构——有此前扭转东北战局一系列胜利为证。

刘亚楼认为还不行。

关内八年抗战，除百团大战外，八路军、新四军较少大规模的阵地战和攻坚战。红军时期也是如此，敌强我弱的情势决定了这一点。而且根据地这一堆，那一块，也无法统一作战，基本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解放战争就不同了。共产党闯进关东不久，毛泽东就命令林彪，在锦州地区拉开架势打大仗。像后来的鞍海战役、新开岭战役，四平保卫战更是依托城市的大规模阵地战。但是，一些指挥员仍然习惯于过去的独来独往，驳壳枪一挥“冲啊”。四平保卫战期间，某师从长春增援四平，战斗积极性很高，却不请示报告，当晚赶到就去偷袭新1军，伤亡一大堆，被林彪斥为“游击队的小家子气”。

用“小米加步枪”形容共产党军队装备之落后，是再准确、形象不过的了。用“小米加步枪”来形容解放战争初期一些部队的司令部工作水平，也同样准确而又形象。

游击战和正规战的司令部工作，是有很大区别，甚至是截然不同的。即便是游击战，一些参谋也不能说是称职的。该参谋的不参谋，不该参谋的瞎参谋，有的甚至不经请示就擅自调动部队。一些堪称游击战专家的师团长和纵队司令，也不习惯于司令部的参谋。打游击打惯了，有的打仗扔了司令部，独往独来，“我就是司令部”。

刘亚楼说，有人可能觉得我去趟苏联回来，是不是看什么都不顺眼了？是，也不是。东北战场马上就要开始反攻了，用林总的话讲是打堂堂正正之仗。司令部是首长指挥部队的机关，是首长决策的助手，部队要打正规仗，司令部不正规起来怎么行？

打白军，打鬼子，我就这么打的。敌人那一套倒是挺正规，结果怎么样？一些人转不过弯子，刘亚楼就讲道理，讲通了就照办，讲不通也得照办。这是命令，“林罗刘”的命令。不是我刘亚楼嘴大，而是咱们都得听真理的，这是打胜仗的真理。几个师、几个纵队作战，你早了，他晚了，你上他没上，锣齐鼓不齐，那仗怎么打？

直到今天，一些老人还记得“刘亚楼的‘三部曲’”。一是部队到了什么位置，20分钟内师向纵队报告，1小时内纵队向总部报告，超过时限，他那通报就到了。二是他发了电报，你马上就得回复，没有回音，那通报马上就到了。三是一仗下来，2至4小时要简报，6至8小时要详报，你没报告，或是晚了，或是没报告明白，批你个茄子皮色。

新任参谋长大刀阔斧的第一个动作，是在参谋处增加个地图科，在哈尔滨办起个印刷厂，不久又成立个测绘学校。

走走转转，听听看看，刘亚楼发现作战必需的地图奇缺。总部尚且如此，下边可想而知。“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民主联军越来越多的美械装备，那是只能由敌人造的。可一些自己能造的东西，用起来不是更方便、顺手吗？而且又能少流多少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