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农民的市民新生活

本报记者 党贺喜

今年53岁的孙爱民是金水区国基路街道办事处路砦村的党员农民。说是农民身份，但办事处的同志却介绍说，老孙一家五口是典型的“一家五制”。

“一家五制”？新鲜！记者昨日来到路砦村自办的文北钢材城。孙爱民经营的北方钢材销售部就在此租赁了“一亩二分地儿”。

“职业不一，分工不同，老孙家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之家了。”一旁的村支部委员、二组村民组长徐柏林先替记者揭秘道。可不是吗，老孙前半辈子是典型的郊区农民，经营了七八年的钢材销售生意，现在是典型的商人了，每年的贸易额都在好几百万元，他的“坐骑”换了几茬儿，现在是十几万元的帕萨特；老伴儿李桂平除了操持家务，还算沾点“农”字边儿，家里仅剩的一亩多地现如今又租赁给外乡人种香菇和平菇了，她当“地主”，收租金；两个姑娘，老大大学毕业后在小学教书，老二大学毕业后在机关上班；儿子是大四学生。

顺藤摸瓜，记者又发现，孙家现在还是“一家三地”呢，哪三地？——老宅基地盖的四层楼房、700多平方米，现在全部租出去，每年的租金四五万块钱；老孙又利用这几年经商赚的钱在市里买了套百十来平方米的大房子；老两口则常住在钢材销售部临时搭就的简易房，生意生活两不耽误。

顶着农民的身份却颠覆了传统农民之家的生活、生产概念，折射的是都市近郊飞速发展的缩影。“上两辈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这不还是因为这些年城市离咱越来越近，生意越来越多了，照你们知识人的话说就是城乡一体化加快了，呵呵。”孙爱民用农民语言解读了城镇化带来的胜果。没错，徐柏林告诉记者，全村“土著居民”才1300多人，外来人口就超过两万。全村有300来人在市场内做老板、打工，而且房屋租赁、餐饮服务成为村民们的主要收入来源。说着，孙爱民从抽屉里拿出一沓蓝色用工证说：“我雇了10个销售人员，有8个都是本村的。”记者算了算账，一个人月工资两千多，每人每年的进项就三万来块钱。

先致富，再带富，这岂不是老农民、新市民的作用所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