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万大军越过鸭绿江，拥有各种现代化侦察手段的敌人，竟然毫无知觉——也算得上战争史上的奇迹了。

“叫诸葛亮来谈谈情况。”这是彭德怀常说的一句话。

志愿军入朝后，深感后方兵力不足。解方认为必须增兵新义州方向，防备敌人截断我安东方向的后方运输。当时准备入朝的9兵团尚在山东集结，建议就近从华北调1个军，彭德怀、邓华等首长采纳了这个意见。66军从天津赶来了，解方又建议在鸭绿江北岸布防的50军，立即过江，加强新义州方向。

第一次战役发动前，战局急剧变化，敌人猖狂北进。解方向彭德怀说明敌人的战略、战术，推进的路线、速度，各路敌人兵力、装备，沿途地形、地貌，各路敌人主要指挥官的姓名和性格、作战特点，都讲得清清楚楚。在讨论作战方案时，他具体比较、分析敌我的优劣长短，建议扬长避短，发挥我军近战、夜战和善于穿插迂回的特点，减低敌人空中、地面优势火力对我军的危害，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

这一刻，或是后来的什么时候，当麦克阿瑟的参谋长在履行同样的职责时，会是一种什么情形、表现？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面对一个陌生的对手，即便只能谈谈印象什么的，甚至有些懵懂，似乎也不应苛责。

首战告捷，根据彭德怀的意图，解方口授，参谋记录，又形成了第二次战役的作战方案：在敌开始试探性进攻后，我部分兵力节节抗退，并逐步减少阻击时间，丢弃些破烂枪械，主力则在崇山峻岭间隐蔽待敌。这是个周密、详细而又大胆的诱敌深入战法，其中对执行各种任务的部队行动步骤，都有具体安排——麦克阿瑟也“不客气”，断定中国军队是“怯战退去”。

第二次战役成败的关键，是113师能否按时赶到三所里，切断敌人后路。解方平时强调“综合运用各种通讯设备”，“必要时可越级联络”，“战斗打响后指挥员可亲自上机讲话”，并亲自上机示范。113师该到位了，怎么还没消息呀？彭德怀焦灼万分，解方命令各种电台、报话机，一起开通对准113师，终于在第一时间收听到讯号，并迅速传达了彭德怀的命令。

第四次战役，关于主攻方向的选择，有两个方案。彭德怀要与东线指挥员邓华交换意见，决定取舍。总部与“邓指”没有建立有线联系，无线电话战役打响前不能使用，只能靠电台联络。而这种战役部署电文很长，一个来回通常要两天时间。解方已有成竹在胸，命令总部与“邓指”的作战、机要、通讯电台人员同时上岗，每岗两人值班。彭德怀口述电文后，拟一组，译一组，传一组，一刻不停，流水作业，两小时完成任务。这种通讯方式属我军首创，解方称其为“救火车”，意即像救火车疾驰救火，谁也不能阻拦，一路绿灯。

抗美援朝战争，对志愿军威胁最大的是敌人的空中优势，特别是狂轰滥炸后勤补给线。解方从一开始就限定部队人员和车辆的活动时间，须在黄昏后和拂晓前开进，不准住宿民房，要在树林中伪装隐蔽。隐蔽前要清除车辆辙印，以防被低空飞行敌机发现。有司机在车后拖拽树棵子能扫辙印，立即通报全军推广。

这支部队从诞生之日起，所谓“后勤供应”，基本是走哪吃哪。原以为这回出国作战，也能在当地解决一部分，结果大失所望。特别是南朝鲜，家家户户连烧柴都难得见到，更别说购买粮食了。解方就提出把炒面装在米袋子里，携带方便，吃也方便。“打过三八线，凉水拌炒面”，当年的志愿军官兵，没有没说过这句话的。可要没有解方的这个点子，又会怎样子？

应该说，彭德怀爱“训人”是有名的，却从未“训”过“诸葛亮”。

将13兵团部改编为志愿军总部，是1950年10月25日，即第一次战役发起当天，在志愿军入朝后的第一个总指挥部大榆洞宣布的。司令员、政委、副司令员、副政委、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也是这一天正式任命的。

这是一个边打仗边组建起来的司令部，加上入朝前从东北军区抽调的干部，彭德怀到任后，又带了个工作班子，就成了两套人马。兵团党委开会决定，由彭德怀带来的人任各职能部门正职，13兵团的人为副职。有人不服气，说四野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三大战役打了两个，我们是四野的主力，是军委的战略预备队，进入情况又早，我们又没犯错误，凭什么降职使用？解方跟这些人谈话，说同志们过去作战有功，工作能力很强，但是更要思想过硬。有本事在工作上争高低，不能在职务上争高下。若在个人利益上斤斤计较，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