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地下党的51军工作委员会书记，解方到延安后的第一个职务，是中央军委情报部3局局长兼1科科长，专职研究日军。科里除1人稍懂日语外，全是新手，而解方在延安那方天地里，无疑是这方面的专家、权威了。他认为研究日军首先要掌握基本情况，从日军序列、建制、编制、装备、将领素质、驻地分布等等，到与日本军力直接相关的国力情况，都须心中有数，而他自己就是个活的“资料库”。几近从零起步的1科，在解方领导下，很快迈入一片新天地。

无论怎样渴望统兵打仗，解方都不能不为共产党的知人善任折服，那也是他一生中最心情舒畅的时期之一。

因为“天津事变”，张学铭辞职，解方与张学铭共进退，到北平闲居。就在这时，媒人接踵而至，先后给他介绍的小姐，有张学铭的小姨子，荣臻的女儿，张学良的妹妹，等等。他从来不是攀龙附凤之人。至于抽大烟、逛窑子、赌博之类，这些旧军人习以为常的劣性，更是与他绝缘。忧国忧民，报国无门，军人解方就在那些痛苦的时日里，潜心研究日本这个对中华民族危害最大的对手。

从国民党少将师参谋长，到共产党情报局长，一身灰军装永远是那么清爽，办公室兼宿舍的物品井然有序。而在有的人眼里，他就是个“旧军官”，包括他的整洁，注意军容风纪，都是“旧军人习气”。争论问题不占理，就拿“你是旧军官”压人。他给党校校长彭真写信，请教像自己这样的“党的丑女婿”，究竟应该如何自处。不久，周恩来召集原东北军地下党的一批同志开会，声明中央的“一视同仁”政策。

倘若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他不会给彭真写信，但这是涉及相当一批人，关系到党的政策问题。在原则问题上，他是从来都不让步的。就像有人用“你是旧军官”压他，并不妨碍他据理力争，一定要明辨是非。只是他的据理力争从来都是“解方方式”，不会面红耳赤，让对方下不来台——那是一种内质的强硬与坚韧。

解方将军的座右铭是：“贞不绝俗，伙不同流，外圆内方。”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高材生，刻苦攻读，学习军事，研究日本，认准了自己将来的作战对手就是日本。“九一八”事变，军人解方认定要救中国，首先要把日寇赶出去。国民党腐败，东北军“剿共”，他痛恨国人自相残杀，认为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就成了东北军51军的第一名共产党员。

在军事上常有预见性的名将，万万没想到建国后，还会有那么多“运动”和“阶级斗争”，更没想到他和许多打江山的将军，都成了“革命对象”。关进秦城监狱快半个月了，还有点莫名其妙：我怎么会被送来这种地方呀？

在日本，他琢磨资源匮乏的小日本，明治维新后为什么变得那么强大。朝鲜战场上武打文斗，美军以钢铁为代表的综合国力，美军代表谈判桌上的傲慢无礼，更是让他刻骨铭心。中国必须富国强兵，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国家安定，人民团结，齐心协力搞建设。家不和，外人欺。“文化大革命”把国家折腾成这等模样，如果再有居心叵测的什么鬼子乘乱打进来，那可怎么得了呀？

解方在日本养成冷水浴习惯，在秦城监狱也在水龙头下冲。怎么能让“日本特务”洗澡呀？水龙头给关死了，他就在不足10平方米的牢房里做俯卧撑、跑步。精于算计的当年的参谋长计算过，8年间在牢房里跑的路程，可以绕地球赤道两圈又四分之一。

苏联卫国战争开战失利，原因之一，是之前“肃反”杀了许多优秀的元帅、将军。解方想的是，万一有什么鬼子打进来，他就要求上前线——前提当然是得有个强壮的身体。

出狱时的解方，壮健如牛——谁都说这哪像蹲了8年监狱的人哪？

吕效荣与解方见面而未能说话，那情景与邓华与彭德怀的那种咫尺天涯自然类似。

解方入狱8年，出狱后又闲待4年，出狱后来看望他的人，入狱后不能探望，给家人捎话、打电话询问、安慰的人，应该是那个年代罹祸的老干部中最多的之一。

1979年2月，解方重新恢复工作，担任后勤学院副院长不久，又来了一个人。解方立即安排这人住进医院，又买些营养品去医院看望。

之前，这个曾在解方身边工作、远在外地的人，来信说他得了癌症，希望老首长能在北京联系一家部队医院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