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正是这个人给了解方致命一击。揭发解方与当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老师一直不断联系，并带头批判解方“里通外国”的“罪行”，“走资派”解方就凭空多了两顶帽子：“叛徒”、“特务”。

这件事在解方周围激起一阵波澜。几乎众口一词的意见是，你掏腰包支援灾区和困难地区，我们都跟着往上上。可对于这样个人，这与人为善得有些过头了。

解方到延安后，党组织曾对他的历史作出结论，说他是“旧社会的好人”。

而今，这个从来都是好人的人说：人都病成这样了，还说这些干什么？再说他已经认识错误了。他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咱们都有责任关心他。

4年后，解方一病不起。悲痛中，一些老部下又想起这个人，恨恨地道：若不是这小子坏了下水，参谋长能得这种病吗？

解方说：这话不能这么说。那时那人像吃错了药似的，这是历史的错误，我们都要总结教训。

接到去13兵团报到通知，身为12兵团参谋长兼40军副军长的解方，连刚生产的妻子和刚来到这个世界的儿子都未及看一眼就走了。

自入党之日起，党叫干啥就干啥，打起背包就出发。

1954年夏，越南、法国日内瓦谈判停战协定签字，应越南党和国家邀请，周恩来点将，解方去越南担任顾问，协助人民军处理停战协定执行事宜。在此前后，解方调去外交部工作风声日甚。那也许是军人解方最不想去的地方之一。可果真让他去了，也绝不会有二话，照样会干得非常出色。

更不用说蹲8年监狱，出狱又干待4年后，重新开始工作了。

健壮如牛的后勤学院副院长，依然是那么干练、稳重，只是走路仿佛脚下生风，让人感到一种与时间赛跑的急不可耐。

其实，那健壮只是表象，那病根应该是早坐下了。

无论解方将军怎样坚强，那度日如年的12年，那心情能好吗？笔者不懂医道，但敢断言，致他于死命的那种病，绝对与心情有关。

4年后的8月，解方患感冒，感觉吃饭困难，去医院检查，食道癌。

他很平静，请教医生：像我这种情况，能否再延续3年生命？

这时，解方刚接受一个任务，由他牵头组织一个写作班子，撰写抗美援朝战争史，计划3年完稿。

一个多世纪来，中国逢洋必败，一摞摞丧权辱国的条约写就了一部近代史。抗美援朝，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把以世界头号强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过三八线，打到谈判桌前，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刚从战火中诞生的一穷二白的共和国，何以能爆发出如此巨大的能量？这场战争像一面镜子，照耀历史与未来。而他作为志愿军参谋长和停战谈判代表，无疑是最了解这场战争的人之一。而且，离休后，他还准备编写《中共东北军党史》、《西安事变》、《东北军史》等等。人生在世，原本是有几条命也有干不完的活的呀。

从确诊之日起，留给解方的生命，还不到7个月。

钟伟罹祸时44岁，邓华49岁。可他们“转业”到地方后，毕竟还有职务，还能工作。而解方几顶帽子就被打入监狱，在秦城待了个8年抗战，出狱后又干待了半个8年抗战。人生有几个12年啊，那又是多少个3年啊，况且那又是人生最成熟、最能为富国强兵施展才华的时期啊！

（完）

白山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