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不是说“诗人的使命是命名‘神圣’”吗？痖弦给“诗人”的命名就体现了这一精神。痖弦关于“诗人”、“诗意”、“诗”的一系列论述，是符合“……诗意地栖居在这大地上”。荷尔德林的诗句、海德格尔的思想的。只不过痖弦讲得更通俗易懂、更适合中国国情罢了。

痖弦给“诗人”的命名，固然是从诗的特性出发，也是基于对世界潮流的分析。

在文学中，痖弦更重视诗与诗教，这是他坚持数十一年一贯的态度与作风。2000年，在《答〈扬子江诗刊〉问》见（该刊2000年3～4期）中，痖弦如是说：

……不久前我遇见一位大陆来的作家，他以“五胡乱华”四个字来形容近年中国诗坛的现状，对于“随便一个什么人都在写诗”表示不以为然，他认为今天诗的殿堂有太多的“闲杂人等”，诗人的桂冠早已被恣意践踏，他担心诗这神圣的行业会愈来愈沉沦。对于这样高蹈的论调，我是无法苟同的。我一向秉持“全民诗歌”的理念，认为写诗不是诗人的专利，人人都有可能成为诗人，读诗、写诗的人愈多愈好，对于诗界，任何人都在被欢迎之列，即使对一些附庸风雅者也不要拒绝（附庸风雅久了，总有一天会弄假成真）。为了增加诗歌人口，乱一点是绝对没有关系的，乱是创造辉煌的另一种条件，乱是发展茁壮的必经过程，乱甚至可以看作一个文学盛世来临前的预兆。基于这样的观点，我认为中国诗坛前景是乐观的。

在回答“您认为写诗距生活近一点好还是远一点？”痖弦写道：

诗的生活，生活的诗，二者是一体两面、互为因果的。有人说诗人即真人（认真生活的人），生活的深度就是诗的深度，有怎样的生活就有怎样的诗。

由此可见痖弦对诗生活的重视，尽管他未从哲学的高度考察诗与存在的关系，也未涉及“神往”、“尺度”、“维”、“让渡给”等名词，但他提出了“诗是一种生活的方式”，“诗人的诗的生活，应是他的精神生活、人格生活的呈现，不是只在写诗的时候才作诗人，而是每一分钟都体现出诗的本质和生活风貌”，并主张“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写一写诗”，“过一种广义的‘诗的生活’”。……可以说深得海德格尔思想的三昧，只是少了一些玄秘性，多了几分亲和感，不是遥不可及，而是切实可行，痖弦以身实验，率先垂范，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痖弦认为：书房在人生命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一个坐拥书城的人是最坚强的人；一个人有了书房，纵然做生意失败，仍能在其文化精神世界里呼风唤雨，永远不会失败，更不会去寻短见；书房等于是你的精神堡垒，在里面你可以武装自己，再次出发；书房的生活就是知识、文化的生活，是最后的阵地，也是供自己调养生息的最好所在；因此在书房中工作的人，其人生最丰富。所以，每一个人都该建立自己的书房，不单是作家，士、农、工、商都该建立自己的书房，哪怕是你拥有的空闲仅有书桌中抽屉的那小角落，那也能提供你精神支柱的来源。

痖弦称书房为“审美区”，同时也是“伦理区”，中国人讲究慎终追远，重视祭祀神明及历代宗亲，这些无比尊贵的神像神位，与现代公寓式建筑并不搭配，他建议将其移入书房，沉思时，面对精致烛台、袅袅檀香，自然会使人发思古之幽情，追忆前尘往事，延续一脉承传。家里孩子做错了事，可在祖先神位前罚跪认错，做了好事得了奖，也可奉于案前昭告列祖列宗，使书房成为家中的精神殿堂。痖弦还以自己戒烟为例，多年来多次下决心戒烟均未戒成，后来将烟供在亡母遗像之侧，一周就戒掉了，真个具有“神效”！

痖弦早年深受《邓肯自传》及三十年代诗人卞之琳、何其芳、废名诗集的影响，他将他们奉为精神的偶像，放置在书房中最显著的位置，凡是研究、评论这些人的书，他也整理得井井有条，十分完备。他特别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对任何作者的签名赠书都一视同仁，即使日常作息空间日益狭小，也绝不丢弃。至于经典名著、实用书册、业务所需，更是常备常用。如亚里斯多德的《诗学》、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朱光潜的美学论著、《全唐诗》、《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各类辞典、百科全书、地理志等等，都高悬书架，随时听“令”。对于累积的杂志，痖弦也别出心裁，将其中重要的、珍贵的篇章取出，重新装订，标明类别，以节省空间。只有大部头的系列业书无处可放，他便自做编自、索引，一旦用时再到图书馆去查检。

痖弦曾多次深有感触地对来访者说：“书房是我活下来的维生素。当我困极、乏极或生病时，感觉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突然想到心爱的书房，舍不得丢下，求生的意志就坚强起来了。”可见书房对他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