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读书、行路与阅人的关系，痖弦的看法是：先要读万卷书，然后行万里路，最后才是阅读万种人。虽然这三者的界限不必严格划分，但把“行万里路”放在中间，是有道理的，唯有双脚踏在大地上，亲自去见证一切，才可能获得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正如第二章提到的，痖弦一贯主张“带着故乡去旅行”，因为在故乡与他乡的比较之中，很容易产生价值判断，知道什么是该记取的，什么是故乡或异乡所缺少的。此外，痖弦还强调“每一趟旅行都应有文化色彩”，他现身说法，前几年去了一趟苏俄，造访了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柴可夫斯基等文学家与音乐家的故居，由于以前早已对这些名人的生平、作品有深入了解，因此每到一处都等于在印证自己的所学、所知，参观起来也就别有兴味，那样的体会，绝对不是走马看花者能够感受得到的。每趟旅行，痖弦都坚持作札记。他笑说那些潦草的笔迹近乎“天书”，只有自己看得懂，以后若有时间，会逐步把那些旅行札记整理出来，它们将是不同于诗与诗论的另一番创作风貌。

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基础上，痖弦卓有成效地“阅万种人”。要是没有对知识分子的考察，也就写不出《理性与感性的交光互影——黄碧端散文印象》（见黄碧端《期待一个城市》，天下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六年六月初版）、《在书香里——读刘小梅〈凹凸集〉的联想》（见刘小梅《凹凸集》，台北锦冠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四月初版）等一类序言；如果没有对海外华人的了解，也就不会有《走向世界——读〈美国华人谱〉的感思》（见田新彬编《老外与我》即《美国华人谱》，方智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初版）、《新的风景——〈湄南诗园〉创刊序言》（见《待垦的土地》，联经出版公司一九八七年五月初版）等一类文章；假使没有对女性与青年的关注，也就难以回答关于“新新人类”的提问，难以产生像《美丽新世纪——〈开放的耳语〉小引》（见痖弦编女作家小说集《开放的耳语》，联合文学杂志社一九八七年四月初版）这样的美文。由于阅人甚多，痖弦的感悟也甚多。如：“人是活在局限中的，你注定一生只能拥有这么多，所以唯有在局限中创造无限。”“人的生命短短数十寒暑，去想一些不能改变或不能弥补的事都是浪费时间。我希望自己只做最重要的，因为你就算张开手臂到极限也不能拥抱全世界。”“年轻时是加法，老年是减法；什么都减到最低，也包括后悔吧？”“在德业期就是结蚕的时期，前面的学业、事业就像蚕吃桑叶，到德业期是该做道德的完成，奉献自己，回馈社会，做到抬头看天，低头看地，无愧无悔，这也是弘一法师说的八个字‘花枝春满、天心月圆’的阶段，此时该做的事都完成了，就可从容地面对死亡。”“练字不如练句，练句不如练意，练意不如练人。”……这些话都可以拿来指导人生，排难解惑，受用无穷！

痖弦的收藏艺术

收藏是一种乐趣，也是一项艺术。只要一提及“收藏”二字，痖弦便眉飞色舞，妙语连珠。

他说：收藏是一种癖好，“癖”字的部首是个“病”字，所以也可以说是一种毛病；如果“病情”不深，适可而止，倒也无伤大雅，说不定还可以培养几分雅趣呢！

他曾以“不为无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的警句，回答报刊记者对他的专访。有人讲，弹钢琴的孩子不会变坏；他补充一句，玩古董的人不容易变俗，因为不管什么人，一旦沾上这个嗜好，就会把功名利禄看得很开，看得很淡，对人世间的兴衰成败能有更深切的体会。《桃花扇》里有段话：“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所谓“富不过三代”、“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收藏古董的人最能够了解个中滋味。

痖弦熟悉中国近代史，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据说每个来犯的洋兵手里都至少拿了两件宝物，现在英国鬼子、法国鬼子慢慢穷了，少不得又把那些东西拿出来卖，台湾的企业家们“大爷有钱”，再把它们买回来，不是挺好的吗？大陆由于“文革”的破坏，古物遭到大量损毁，这些年向国外偷运、盗卖的事件屡禁不止，中国古物的一场浩劫，到现在还未结束。通过香港这个孔道，我们应该把这些民间财宝，用购买的方式抢救回来，让日本人一货柜一货柜地搬走，实在太可惜。这样看来，收藏不只是一个审美活动，更可以推展成一种爱国活动。

关于收藏的范围，痖弦认为，可以极广，也可以极窄，可以收所欲收，也可以无所收而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