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样成了反间谍人员的

几年来，我在国内一些大城市作过一系列讲演，听众们总是提出同样问题：“你是怎样成了反间谍人员的？”嗣后，英国广播公司（BBC电台）对我参与处理的几起案件作了广泛报导，使我名声大振，于是这个问题又重新提了出来。

我还记得1908年的一件事，事情虽小，却意味深长。那时我十八岁，和一位同学去黑森度假。火车进入德国境内大约二十分钟之后，检票员走进车厢。我们忘记把车票放在哪里了，找了两三分钟。检票员很不耐烦，气急败坏地对我们又喊又骂，仿佛我们不是他国家的客人，倒是两名在逃的罪犯。我用德语请他安静点，别这样粗暴无礼，他却声嘶力竭地嚷道：

“Ich trage des Kaisers Rock！” （德语：“我穿的是德皇发的制服！”）

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他一番，回答说：

“Der ist aber schmutzig.”（“可惜已经脏了。”）

后来我们听到的无法用语言形容的骄横咆哮，我至死也不会忘记：“我禁止你对德国皇帝陛下进行任何影射攻击！”

这就是德国检票员对批评他制服不干净的一个荷兰青年的训斥。

第二年，即1909年，父亲把我送到巴黎大学攻读语言学。当时我十九岁，已经显示出学习语言的天赋，这对我的前程大为有用，可惜我没有加以开拓。

巴黎也有它的政治生活，而这种生活的倾向在我早就对德国的那一套相当反感的心灵里引起共鸣。整个法国，特别是巴黎学生，厌恶德国人，仇视德国。

在法国的第一年，我住在塞纳河左岸一条叫做佩梯斯·佩雷斯的窄小街道的一座学生公寓里，同房间还住着两三个青年。一个叫弗朗西斯·沃尔德的朋友，他年龄比我大得多，当时大概有二十五岁的样子，是个身强力壮的高个子青年，肩膀宽阔，肌肉发达。虽然我被称为体育健将，但用尽吃奶的力气充其量也只能把他的健身器拉开一两英寸，很多大力士也都望尘莫及。

我的朋友沃尔德不光有非凡的体力，而且是全法国的柔术冠军。虽然我无法与弗朗西斯相比，但作为一个业余拳击家，开始在大学，随后在整个巴黎，最后在全法国都颇有声望。对英雄业绩狂热的向往使我们更为接近，友谊与日俱增。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们在拉斯佩尔大街找到一套合适的房子，搬进去之后又一起生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依靠父亲供养上学，而弗朗西斯却靠在哈瓦斯通讯社工作糊口。哈瓦斯通讯社是与美联社、路透社齐名的最大通讯社之一。弗朗西斯工作时间极不规律，有时彻夜不归，甚至两三天不见踪影。那时候，除了有什么热门新闻之外，我对报纸极少关心，所以觉得他经常加班加点是工作性质所致。

几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我们两人惬意地坐在噼啪作响的壁炉旁边，我把一本书放在膝头聚精会神地读着，弗朗西斯懒洋洋地伸开双腿坐在那里，若有所思地望着火舌上下跳动。他突然打破长时间的沉寂，高声问道：“奥莱斯特，你能保守机密吗？”

“我想是能够的。怎么啦？”我问道。

“你能担保永远不向人透露我要对你说的肺腑之言吗？”他继续说，“除了现在的同事之外，谁也不了解我要泄露给你的机密。”

“毫无问题，我发誓，”我说，“你要告诉我的一切，永远不会让第三个人知道。”

“那好吧，”弗朗西斯点点头说，“我并不在哈瓦斯通讯社工作，那只不过是个掩护而已，也不叫弗朗西斯·沃尔德。我在第二厅工作，名字叫……”（甚至现在，我也不能披露他的真实姓名）

大概是脸部的抽动显出我的疑惑，弗朗西斯马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名片上有他的真名实姓，下边写着：

*******

内政部特派员

巴黎 索塞依斯大街11号

这就是一直到今天仍然举世闻名的“第二厅”的地址。

这次谈话是我一生巨大的转折点。一开始我还没有领会弗朗西斯这—席话的真正含意。弗朗西斯紧紧盯着我的双眼，平静地说：“喂，奥莱斯特，我向上司谈了你的情况。虽然你毫无察觉，他们已经调查了你的生活方式、你的家庭、你父亲的政治态度，甚至了解了你认识的所有姑娘。他们或许比你本人更了解你！他们对调查结果很满意，认为你可以同我一起工作。怎么样，愿意和我们一块儿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