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首先在法国，而后在荷兰度过了漫长的蜜月。在荷兰，我把她介绍给父母和全家。那时候国际形势已经相当严重，并且日益恶化。萨拉热窝的暗杀注定要产生严重的后果，时针在飞快地朝着战争转动。

战争开始的时候，我和妻子刚刚从英国回来。不到一个月——9月初，我接到一份由弗朗西斯签署的电报。直到今天我还珍藏着它。电报说：“我在安特卫普，希望见你。”

除了第二厅的官员之外，谁都不知道我同这个机构有联系，甚至妻子也不了解我在巴黎的情况。而现在，我又多了一层义务：对妻子忠诚。当时，一直到后来，荷兰在世界性冲突中都保持中立。但是，出于对法国的热爱和对德国人的痛恨，由于刚刚结婚而成了一个英国家庭的成员，我的同情自然在盟国方面。所以我立刻预感到，弗朗西斯急于同我会面绝不是仅仅为了叙旧。

就这样，在不透露重要细节的情况下，我对妻子解释说，弗朗西斯是我的朋友，他和情报机关有关系，他要见我是为了商谈一些与我有关的事情；还告诉她，当数以千计的英国青年志愿参军的时候，我不能保持中立。她虽然眼泪汪汪，但还是爽快地同意我起程前往。两天以后，我在安特卫普的伦敦饭店见到了弗朗西斯。

老朋友相见自然高兴万分，但我们无暇叙旧。德国军队正在入侵比利时，并且已经开到安特卫普附近。这座港口城市两天之后即陷入敌手。鉴于当时的环境，他扼要地介绍了为我制定的计划。以前，在闲谈中我曾提到过我的几个家庭成员的情况。弗朗西斯以他惊人的记忆力记住了一个现在看来至关重要的细节。

我有个哥哥，比我大十三岁，在东印度的烟草买卖中财运亨通，同德国香烟制造商有牢固的贸易关系。弗朗西斯的计划是让我表面上作为哥哥的代表驻在德国，实际上，在那里为第二厅组织一个谍报网。只要德国反间谍机构发现不了我的真正目的，持有中立国护照出入德国并不是件难事。但是，不管其国籍如何，间谍毕竟是间谍，对间谍的刑罚只有一条——处死。

在这点上，弗朗西斯并未对我强求，他反复暗示说，如果接受这项任务，一旦被德国当局抓获，法国第二厅爱莫能助。他等待我做出抉择，并且说，假使我决定不接受这项危险的工作，也不会受到指责。我新婚不久，战争并不针对我的祖国，没有任何东西强迫我把脑袋伸进狮子嘴里。

在小说里，“英雄”毫不犹豫地去冒生命危险，面带微笑，目光炯炯地投入行动。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每每如此。我承认，对弗朗西斯制定的计划，我反复权衡利弊，长时间举棋不定。

如果还是单身汉，我真会表现得像小说里的“英雄”。我还年轻，喜欢冒险，并且加入情报组织也是难得的机会。而现在情况变了，必须从两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我本人和我的妻子。她会答应新婚的丈夫成年累月甚至永远不在她身边吗？转念一想，在短短几个星期的战争中，数以千计的妇女成了寡妇，难道这不是所有的女性都应当冒的风险吗？难道为了留在她身边，能够无视这个可以作出贡献的机会，让它从手指间滑走，在战争中对人们的痛苦无动于衷吗？

我看了弗朗西斯一眼，作了肯定的回答：这是我短短的生涯中第二次同第二厅合作。

当夜，我们花了大部分时间拟定各项细节，然后弗朗西斯匆匆忙忙返回巴黎。东方传来隐隐约约的枪炮声。虽然得到法国和英国的后勤支援，比利时人的顽强抵抗未能阻止安特卫普陷入侵略者手中。几天之后，我在阿姆斯特丹待了一个星期，由我哥哥教我做烟草买卖。幸好，我还记得这个行业的很多术语，这是几年前他和父亲谈论生意时听来的。我的记忆力极好，人们谈论什么新鲜问题的时候，只要听到，就能毫不费力地牢牢记在心中。

这样，在一星期中我懂得了如何选择样品、标价、计算扣除额和发运货物；学到的知识足以使我自如地同可能遇到的最精明的烟草商争个上下高低。哥哥对我的秘密有所了解，后来他在反间谍工作中也起过一些作用，但家庭的其他成员对我突然热衷起烟草生意的真正目的却一无所知。长辈们对这个决定交口称赞，以为一定是结婚使年轻的奥莱斯特成熟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