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由一个叫安妮·范·姗坦的德国女郎陪同，带着大宗烟草进入德国。她以女秘书的身份出现。在不来梅建立起办事处之后，我经常来往于汉堡和威斯特伐利亚这两个烟草贸易中心，日复一日地同买主洽谈，介绍样品，讨价还价，商定发货办法，接收订货单。一段时间之后，我成了个干练的卖主。经过我的苦心经营，哥哥的企业飞跃发展。每隔六星期，女秘书回阿姆斯特丹一次，交订货单，带回新样品和我哥哥的指示。

读者会问：这一切同谍报工作有何相干？那好吧，我可以告诉你，谍报工作作为整个计划的一部分，由我牢牢控制着。我负责同四个特工人员联系：一个在威斯特伐利亚的本德，一个在基尔运河的码头上（他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一个在不来梅，一个在汉堡。

基尔运河的那个人叫鲍尔·布鲁麦，住在一个大海军基地附近，对海军舰只，特别是U型潜艇进出情况，以及它们将要进行的军事行动知道得一清二楚。不来梅和汉堡也都有海军基地，我的人从那里提供有关商船通过易北河和威悉河运送兵员的情报。威斯特伐利亚的本德是铁路枢纽，是往西线运送兵员和军火的列车的必经之地。从这个铁路中心运输量的变化能够推测出可能要发动的进攻。我的人甚至能使我掌握通过此地的列车数量和型号的任何细节。

这里需要做一点解释。读者们会奇怪，在战争期间，怎么可能争取到四个冒险背叛祖国的德国人呢？回答是这样的：德皇和容克们（军队中的贵族军官）在全国不得人心。容克大部分是普鲁士人，他们骄横得令人不能忍受，而西部的德国人却保留着思想自由、人格独立的古老传统，其中一些人不愿俯首逢迎那些头戴尖盔、蓄着神气的唇髭、身着军服、极力模仿弗里德里希大帝、来自德国东部的威风凛凛的容克们。

在容克们眼里，只有身带刀痕，证明自己参加过决斗的人才算男子汉。这些人把不属于他们阶层的其他德国人看得粪土不如，所以人们对他们恨之入骨。这种怨恨在三个“自由港”——不来梅、汉堡和卢卑克表现得尤为强烈。这些地区传统上有自己独立的机构执行当地法律，不受德皇干涉。

在以往的著作中我不止一次提到过，一个间谍，或者叫特工人员，必须解决两个主要问题。第一，进入敌国领土而不被抓获——由于持有中立国护照和商人身份我已经做到了这一点；第二，把获得的情报迅速送往上级以便及时据此采取行动。此外，还有第三个问题：一旦兜捕之网开始收拢，能够逃出而不引起怀疑。一般说来，这一点就要取决于间谍本人了。

我相信很多读者从未见到过烟草样品，恕我冒昧，给你们简单介绍一下。样品就是运出产地的经过处理、烘干、打成小捆的烟叶。当时我哥哥经商的正是德属东印度烟草产地。根据样品，进口商从刚刚运出的一包烟草中选出两三捆，用绳子捆牢，每份样品都系上标签，上面详细注明产地和起运包数。我的女秘书安妮·范·姗坦定期去阿姆斯特丹，其任务就是送回旧样品，带来新样品。

我哥哥小心翼翼取下每份样品的标签，按订货单发运货物，然后很快把标签送往英国的福克斯通——负责法国第二厅同英国情报机构联系的法国联络官在那里设有办事机构。从英国再经过一天，标签就辗转到了巴黎的第二厅手中。好一个标签旅行！这个不起眼的标签其实并不那么简单，它的背面一般有用密写药水书写的有关海军和陆军调动的重要情报，这些情报来自我的四名战略特工人员。

为了谨慎起见，我和他们见面是不定期的，并且从不在同一地点。情报一到手，我就立刻做标签，重新系到样品上交给安妮。她在德国和荷兰海关从未遇到过麻烦。偶尔也碰上海关官员同她开几句玩笑，说是要没收一捆样品带回家去，茶余饭后品尝品尝。碰到这种情况，安妮不动声色，笑容满面地以开玩笑与之周旋。

我的正式身份是致力于发展哥哥烟草贸易的精明干练的商人，就算自制力很强，孤单和狐疑也不免使我心乱如麻，觉得迟早会落到敌人手中。除了安妮外，我不能向任何人诉说。即使对她，也只能适可而止，只讲她非了解不可的东西。安妮知道情况越少对她本人越有利。这是因为，万一不幸遭到德国秘密警察逮捕，她必须开口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