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同我的人会面，都要冒被捕的危险。每次会面顺利结束，都使我联想到，有一利必有一弊：工作越顺利，处境也越危险。总有一天某个酒吧的老板会对我产生怀疑，或烟草贸易界某个同行看到我在跟一个装卸工谈话，会思忖这是为什么。在德国度过的几个月里，我体验了间谍的一切惊骇疑惧。当时我尚未搞反间谍工作，这段经历对以后的反间谍生涯大有教益，它使我亲身感受到一个嫌疑犯的惊恐心情。

1915年6月5日是个天崩地裂的日子，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

我刚刚回到不来梅，在房间里等一个谍报人员来访，他叫普福卢戈。下午，他气喘吁吁、神色慌张地跑进来说，基尔运河的鲍尔· 布鲁麦被保安警察逮捕，拷打之下供出了一切，包括我的名字在内。逮捕行动已经开始，我必须立刻逃离。

幸好安妮·范·姗坦已于头一天前往阿姆斯特丹履行公事，只有我一人处境危险。时间不允许整理行装，要离开德国就必须马上动身。十分钟之后，我已拿好最重要的文件上路了。时隔几年，战争结束以后，我才得知，我离开后半小时，德国警察就闯进了房间。

普福卢戈开车送我到离边界五英里的西富利锡亚。德国边境戒备森严，他不能冒险送得更远，况且待在一个被追捕的人身边每分钟都意味着不祥。他必须尽快返回不来梅以准备应付警察的口实。我们俩都明白，我是他们四个人的唯一联系人，但被捕的鲍尔·布鲁麦肯定也知道普福卢戈，并把他供了出来。事情很清楚，普福卢戈为了保全我的脑袋而把自己的脑袋置之度外。这真是个高尚的举动。当我同他分手，看着他掉转车头，向凶多吉少的不来梅方向驶去的时候，一阵难受涌上心头。

其实，一直到战争结束他都没有被捕。1919年，法国政府给他授勋，以表彰他的出色贡献。

天色渐晚。最大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岗哨林立的边界进入荷兰逃生，自由离我只有五英里之遥，但德国保安警察肯定估计到我越境去荷兰的企图而加强了防范。我在一条沟里一直藏到夜幕降临。

入夜，下起雨来。瓢泼大雨下个不停，把我淋成了落汤鸡。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德国哨兵一定早到掩体里避雨去了。我尽力向前爬着，不时还要把脸紧紧贴到泥地上。我从一个泥坑滚到另一个泥坑，每一步都困难重重。两条腿越来越重。湿衣服箍在身上显得沉甸甸的，寒冷使上下牙不停打战，再加上一路的疲劳，行动越发困难。

五英里路竟然走了四个多小时。与其说是有意识地走，倒不如说是本能地蠕动。身边没有指南针，满天乌云遮住了星斗，也许已经迷失了方向。我不能断定是在往前走还是在向后退。其实，两头都同样危险：后方，德国警察追捕；前方，德国边防军挡路。

终于发现前面有灯光，我立刻意识到这是荷兰，是哺育了我的家乡在不远的地方向我招手。我不停地爬着，爬着。前边一道铁丝网拦住了去路，我知道，这就是边界线了。我强打精神查看一下铁丝网，生怕德国人用老一套办法，把空罐头盒拴在上边，只要企图偷越的人稍微一碰，便叮叮当当响起来报警。好在我所在的地段离岗哨很远，他们没有发现。

我用了一刻多钟终于通过了这道著名的铁丝网。湿透的衣服被撕得支离破碎，腿上脸上鲜血淋漓。倘若这时候德国哨兵看到我在铁丝网上挣扎，就会不费吹灰之力，像抓一只毫无自卫能力的小鸟一样抓到我。多亏我有造化，没有被发现。这样，我总算闯过了最后一关，踉踉跄跄，拖着疼痛难忍的双腿向前走去。还有几公里要走，但已经逃出了哨兵的视线，我晕倒了。土地，这哥罗宁根省边远角落的土地，像德国那边的土地一样潮湿寒冷。我紧紧伏在地上抚摸着故乡的泥土，深深出了一口气：终于来到自己的故乡，终于得救了！

等体力略有恢复，我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到天亮。尽管我样子狼狈不堪，一个农民还是在他的马车上腾出一个地方，把我送到离边界大约二十英里的哥罗宁根城。我换了衣服，吃了点东西之后，乘火车到勒华登市，接着又到海牙，从海牙又乘船前往英国。在福克斯通，找到法国第二厅的办事机构，我的消息马上传到巴黎。很快，发来祝贺我成功出逃的嘉奖令，并给我五个月休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