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他的父亲在1936年还相当年轻时就离开人世。那时他刚刚长大成人。他母亲有亲戚在美国，于是就去美国探亲。一位富有的阿根廷农场主对她一见钟情，不久便向她求婚。子爵鼓励母亲再嫁，母亲答应了婚事，并于1938年婚后不久随新夫去阿根廷，把从亡夫那里继承的鲁昂和巴黎各处的产业交给独生子——子爵——经营。

战争爆发，他受命在改为坦克部队的法国骑兵部队服役。但是。热情奔放的法国人不是1940年5月德国闪电战的对手。他因为这次溃败心情沮丧，郁郁不乐地返回故里。

虽说法国成为共和国已差不多一百五十年，子爵的故乡依然保持着不折不扣的封建制度。德军占领当地之后，所有村民和小农场主都把他看成当然的领袖，听从他安排。德军司令科卢戈十分精明，力排众议，使子爵生活习惯免受骚扰，不准任何德军士兵去他的城堡驻扎，不准没收庄园的产品。在某种程度上，子爵仍然被看做是绝对的主人。德军司令科卢戈上校甚至因为对他的私人汽车——其中有一辆豪华的劳斯莱斯——汽油供应不足深表歉意。

“你知道，”子爵说，“我没有要求任何这类优待，远非如此。德国佬对我如此敬重，不让我和我的人民同甘共苦，使我很是不快。为此，我曾向科卢戈上校抱怨过。但这位聪明过人的德国军官总是请求原谅。好在人民了解我，我们瞒着敌人把粮食分掉，每个需要的人都得到一点。可是，先生，你知道，这段经历使我困惑，使我悲观失望。我想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想做一点事情以减轻祖国蒙受的耻辱。可是，做什么呢？”他耸了耸肩膀。

子爵继续说，他擅长飞行，早在战前就取得了非军事飞行员证书。在1930年那些幸福而平静的日子里，他常常飞往里维埃拉去玩，有时还飞往英国观看阿斯科特赛马。现在，不管德国人态度如何殷勤，他总是个阶下囚。一天上午，他垂头丧气、心事重重地向停车房走去，马尔赛尔正在那里擦那辆劳斯莱斯，气缸盖擦拭得银光锃亮。他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

既然有世界上最好的汽车，为什么不能飞往英国？这个想法近乎荒唐，可是他无法摆脱这种固执的念头。他一本正经地把自己的想法解释给马尔赛尔听，因为他知道，没有助手，孤身一人，无法担当起这样重大的工作。他让司机起誓不对任何人谈及此事。

几个星期过去了，他还没有拿定主意。想起往日毫无意义的生活，他更醉心于实现这个疯狂的计划。他弄到一张去巴黎的通行证，以官方的身份去办公事，而实际是去购买有关制造飞机的书籍。买到书之后，他就努力钻研。

他想到父亲生前的一位老朋友。此人是某大学的数学教授，现已退出教育界，在埃夫勒郊区安度晚年。为了解释突然好学的动机，他对教授谈了自己的打算。老教授虽然不同意子爵的计划，但还是乐于帮助老朋友的儿子。

此后，子爵每星期到埃夫勒郊区去两三次，每次都花几小时研究使人头昏脑涨的余弦、切线和其他神秘的符号。实现目的的强烈愿望使他精力高度集中，几星期之后，他已经是一名颇有造诣的数学家了。

他开始为有一天能飞起来而独立进行演算。到英国海岸的距离是二百五十公里，飞到那里至少需用五十升汽油，再加上百分之五十的备用量。他还要考虑到发动机、机身和燃料的重量以及他和马尔赛尔的体重。从一开始他就决心要马尔赛尔同行，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一旦发现“大鸟”飞走，德国人必然要追查同谋。倘若马尔赛尔留下，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牺牲品。

我打断了他的话：

“我可以向你的助手提问题吗？”

“当然可以。”他回答。

“请告诉我，马尔赛尔，你认为子爵的计划怎么样？当时你愿意陪他来英国吗？”

他看了主人一眼，那眼光分明是在征求主人的同意。等子爵点头应允，马尔赛尔才说：

“主人的吩咐就是命令，我毫不犹豫地执行。既然主人甘冒生命危险，我怎能不舍命相随呢？”

“你盲目地相信计划会成功吗？”

“我们不是在这里吗？”他意味深长地耸了耸肩膀说。

“回答得好。”我笑着说，“子爵先生，请你继续讲。”

子爵开始秘密设计飞机构造图，着手绘制机身和机翼的图纸，马尔赛尔则忙于寻找制造飞机的材料。他在阁楼上找到一个装饰用的旧船帆，巧妙地把它张在“家制”飞机的骨架上，还用一块旧台布制成一块盖布，从一辆弃置不用的旧汽车上卸下轮子装在飞机上。好在子爵的城堡里有各种应手的工具，德国人没有察觉他们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