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梯划船前进。小艇一度失去平衡，晃动得很厉害。幸好是顺潮，瓦尔梯才能勉强向海岸靠近。天还没亮，橡皮艇摇摇晃晃地到了海滩。船里进了水，大皮箱湿了。瓦尔梯知道离最近的火车站还有一段路，不想把鞋也弄湿，就把船尽量划得靠近海滩，跳上岸去，用桨把船拉过来，卸下两只箱子，拧开放气螺帽。他又冷又怕，手指发抖，不想在这充满危险的荒凉海滩上过多停留，所以刚刚似乎听到气门吱吱的放气声便把小船推入水中，提起两只箱子飞快地向陆地走去。

这时我打断他的话：

“谢谢你，讲得很清楚。后来的经过我已经知道。瓦尔梯先生，请告诉我，你乘车到伦敦来的任务是什么？”

“我记得已经谈过这点。到伦敦之后到维多利亚火车站找一个人。”

“怎样认出那个人呢？”

“他穿一件灰色带红条纹的西服。”

“穿灰色西服的人太多了。”

“这个人额上有块伤疤。”

“噢。怎样对暗号呢？”

“我说‘我从格拉斯哥来’。”

“很好，谢谢你，瓦尔梯先生。我们的谈话暂时到此为止。你一定也累了，想休息一下了，咱们以后再谈。”

“我一定尽力帮助你弄清问题。你看，我从不愿为敌人效力，是被迫给他们办事的。我根本就没有想把箱子交给维多利亚车站的那个人，打算把它扔掉了事。”

“我知道了。这件事很有意思，回头我们再谈。”

让人把瓦尔梯带走之后，我和同事们研究了“格拉斯哥人”的问题。根据上次审讯中瓦尔梯提供的情况，警察已严密控制维多利亚车站，但没有任何令人满意的结果。尽管如此，控制仍不放松。

我坐下来点上一支烟。当真相开始出现的时候，审讯者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仓促行事会把线团搞乱，找不到关键的一环。弄清真相如同剥葱头一样，看上去已经剥下了最后一层，其实里面还有一层。瓦尔梯交代的经历尚有不少模糊之处，我心里还感到某种不满足。真相大概在他的证件之中，应当仔细研究，设法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

我终于找到了。

第二天上午，我叫人把瓦尔梯带来。他坐下以后卫兵退了出去。我说：

“我们开门见山地谈吧。你说在安特卫普遭到逮捕之后被迫为敌人工作；承认自己了解箱子里装的什么；打算到伦敦以后扔掉箱子隐蔽起来，不想把它交给额上有伤疤的人。这就是你交代的大致内容，对吗？”

瓦尔梯点头同意。

“那么，瓦尔梯先生，你为什么没有把箱子扔到海里呢？或者，为什么没有把它交给警察呢？事实恰恰相反，你把它带到了爱丁堡，放在行李寄存处，后来又回去取它。这说明你的目的是把它带往伦敦。这一切都使我相信，你想把箱子交给接线人，如果确实存在这样一个接线人的话。或者这套收发报机就是供你本人使用的，因为你说过，知道怎样使用它。”

瓦尔梯犹豫了一下说：

“我怕盖世太保报复，有人监视着我。我发誓，确实打算到伦敦之后扔掉箱子。”

“可是，如果把箱子交到最近的警察所，你就会逃出盖世太保的魔掌。盖世太保的手的确伸得很长，但也不至于长到这种程度。”

“我原来没有想到这点。”他说。

“现在我们来看另外一点——手枪。既然你对英国人民怀有如此良好的愿望，口袋里为什么装着子弹上膛的手枪呢？”

“我……我把它忘了。下飞机的时候他们才把枪交给我，在慌乱中我把它装在口袋里就忘记了，更不知道枪已经顶上火。”

“忘了？一支手枪差不多有一公斤重，在你右边口袋里装了整整一天，走了好几英里路，你竟然发现不了？这太离奇了，瓦尔梯先生。”

“可能显得离奇，但这是真话。”他闪出一丝不信任的目光。

“好吧，就算我同意你说的把枪忘记了，那么，你怎么又想起用它拒捕呢？”

他沉默了半分钟才说：

“大概当时头脑发昏了。”

我耸了耸肩膀说：

“这令人难以置信。好吧，我们暂且不谈它。你不是说你在苏黎世住过吗？”

“对。”

“你说你是因为帮助两个犹太朋友逃跑而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被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