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弗也向我告了别，带着他的狂笑声一起离开了办公室。此后，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然而，我一直非常关心他的活动。他第一次被空投到比利时，给我们在布鲁塞尔的谍报员送去了400英镑。不到48小时，来电说：“任务完成。”以后，多次派他去执行任务，总是圆满无误地完成。不管“约会”地点离盖世太保有多么近，他从不失约。他给在比利时活动的谍报员送去的经费，先后共达几千英镑，分文不差。

这个表面上看来像个疯子，而且目不识丁的流浪汉，是个杰出的间谍，他完成了别人难以完成的使命，尽管那些人的体力和智力也许都比他强。这位不免令人作呕的、又丑又怪的人物，为英国情报处做出了难以估价的贡献。

我很想再见见他。到那时，我将请他到伦敦最高级的餐厅，向他献上一只世界上最好的嫩鸡——不是“抓”的，而是买的。

“贵宾”

1942年的一天上午，我接到里斯本的通知说，一位化名艾伯特的荷兰抵抗运动的知名领袖几天之前到达那里。一两周前，他通过一条秘密渠道从荷兰逃出来，定于当天乘坐一架伪装过的英国皇家空军飞机前来英国。飞机将于下午在英国南部某机场降落。

艾伯特刚刚离开荷兰，带有最新情报，必须立刻会见他，以便把情报不失时机地向英国方面转达。这只能由一个能讲荷兰语的人去做。

这项工作自然落在我的身上，因为荷兰语是我的母语。

我匆匆吃过午饭，坐上一辆由军人开的汽车，前去会见艾伯特。不一会儿，我们就到了英国皇家空军机场。

为了保险，我在飞机到达前半小时来到机场。我把司机打发走，让他25分钟后再来，就走进室内求见基地司令。他正在等我，我受到亲切的接待。刚一坐下，就端上了英国人在任何场合都必不可少的茶。这种款待绝不是出于习惯。反间谍机构的人带着“行囊”登门拜访是件大事，一名重要的难民到达机场也非同寻常。

我们谈话时，他踱来踱去，东张西望，焦急地等着来自里斯本的飞机到达。他不停地看表，两次和指挥塔联系，询问是否有飞机到达的消息，他这样心神不定实在令人同情。当指挥塔报告飞机正在降落时，我大大松了一口气。

乘客们在远处下了飞机。一辆汽车开过去，接我的“四名乘客”。

头一个下车的像是一名外交官，作出这种判断并不困难，因为他戴一顶安东尼·艾登式黑色“瓜”形帽，这是内政部官员们的标志，并且手上还拎着一个公文皮包。他用手扶住车门，一位20岁左右的、非常漂亮的金发女郎跟着走下来。随后是一位年纪比她大得多、仪表堂堂的绅士。他用手搀扶着女郎，像是在保护她一样。最后走下车的是一位中年男子，胸前抱着一个棕色的纸袋，这无疑就是艾伯特了。

我一边走上前去，一边情不自禁地望望这年龄悬殊的一对。一个年轻风流，另一个老态龙钟。绅士的面孔对我并不陌生，在战前幸福的日子里，我曾在阿斯科特“王家禁地”见过他的照片，在宫廷会议上也见到过他本人。公爵家世显赫，富可敌国。考虑到他的名声，这里我姑且称他为蒙毛斯公爵。

我一边问候艾伯特，一边在想，一位如此美貌的妙龄女郎怎么会陪伴一位尽管出身富贵，但却老态龙钟的人呢？公爵素以风流和追逐女性著称，年轻时曾在两次轰动一时的社交丑闻中大出风头。现在虽然年事渐高，但作为积习已重的“征服者”的名声仍然不减当年。不过，他的行为不是我考虑的问题，我的任务是接待艾伯特。

一辆停在我的车旁的官方黑色轿车接走了外交官。基地司令走上去向公爵和他的女伴自我介绍，我走上前去和艾伯特握手。我和艾伯特离开纷扰的机场，朝基地司令为我们安排的前厅走去。作为例行公事，我查验了艾伯特的证件，包括我国驻里斯本大使的亲笔信，提了几个重要的问题。他很快作了回答，以证明他的身份。我们开始谈起荷兰的形势，处在德军后方的各抵抗组织的斗志。艾伯特带有重要的情报，但初次交谈，并无多少认真的话题。他提供的情报对完善我们的体制和改进反间谍工作遵循的某些理论都可能有用，情况基本如此。

这时，有人敲门。一名皇家空军的勤务兵走进来，说了声“请原谅”，然后说，基地司令有急事要和我谈，希望我马上去一趟。我有点恼火，继续和艾伯特谈话。过一会儿，我只好请艾伯特原谅，跟着勤务兵来到基地司令办公室。一进门，就发现一场激烈的争吵正处在白热化阶段，坐在桌子旁边的公爵击败了可怜的基地司令。他像个胆小的侏儒一样坐在椅子上，在口若悬河的对手面前手足无措。漂亮的金发女郎站在窗前，注视着事态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