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科大“转正”的

偶然与必然

南方科技大学获得了“准生证”，日前，教育部向广东省政府发出通知，正式同意建立南方科技大学。教育部要求南科大遵守基本教育制度，学校由广东省领导和管理，经费由广东统筹安排解决。南科大的全日制在校生规模暂定为8000人。（《新京报》4月25日）

南科大“转正”了、被收编了——消息甫出，舆论哗然。其实，这样的结果早已初现端倪：早在去年，教育部发言人就正式表态，表示“任何改革首先要坚持依法办学，要遵循国家基本的教育制度，以制度来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如今终于尘埃落定。加之此前深圳为南科大公选局级副校长，由此意味着南科大所有的去行政化改革，事实上已全部结束。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从筹建之初，南科大就被舆论广泛关注，被视为中国教育改革的旗帜而寄予厚望。有不少专家学者甚至期待南科大的改革和第一个吃螃蟹的大胆举动，能得到政府的积极支持，“通过推进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修订国家《学位条例》，建立学位认证体系，打破传统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建立全新的政府和学校关系，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这样的改革愿景显然太过理想化，一纸“准生证”无疑让之承载的改革希望悄然破灭。当然，对于南科大来说，这未必就是坏事。

从改革的角度来看，南科大“转正”令人遗憾。但实际上，南科大不被收编又能如何呢？它只能成为一所体制外、计划外招生的非学历机构，学生不可能获得国家承认的学历证书，学生身份的“合法性”不能确定，毕业后不能考公务员、不能考研究生，甚至可能影响到就业。而从教育去行政化的角度来说，作为教育个体的南科大，指望一所学校去撼动教改的坚冰，根本就是一种不可承受之重。

在笔者看来，当前的教育语境下，单纯的一所或几所大学去行政化——几个大学领导由任命改为遴选，官员治校变为教授治校，几百上千学生看重素质看轻学历接受“创新教育”，其实“无关大局”，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事实上，教育去行政化必须要从低端做起，是一个系统工程。因为以学术自由和大学精神而言，制约“自由和精神”的不仅是官员化的大学校长，行政化的大学管理，还与另外一个主体（学生）密不可分，与整个社会大环境息息相关。从小学开始一直到大学，层层的教育行政化之下，大学的行政化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在这样的背景下，南科大的存在，无法发挥“鲶鱼效应”，倒更像是一条养在玻璃缸里的金鱼，徒具观赏价值，随时可能因为“器皿”破碎而半路夭折。南科大“转正”，可以理解成一种偶然，也可以视为是一种必然。 陈一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