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有首“”的歌曲唱响了大江南北，让听的人尤其是家有父母在外工作一族心中总有些愧疚感。父母年岁大了，要的不是儿女们物质上的孝顺，而是精神上的一种情分。过去有言，叫娶个媳妇卖个儿；还有民谣：小麻雀儿，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这说的是最劣等的不肖之子。像我辈，还不至于划到这一类。无论如何，平常或年底总要给父母一些钱物略表孝心。至于常回家看看，确实做得不够。一年里，能回去一趟两趟已算是了不起了。而每次回家都是来去匆匆，用母亲的话说“像掏个火一样”。

可是，有时候也真是无奈，虽然工作忙是某种借口，但有时候还真是忙得不可开交。再加上，自己也已年过半百，儿女也已长大成人，儿子要结婚，大小总得给他买套房，让他有个安身处；女儿也一天天见大，工作安排什么的不得不费心。有时，禁不住就会联想到自己父母当初为自己操心时是多少地不容易。那年月不同现在，现在农民可以进城打工，也可以在家养猪养鸡或做生意搞副业，而那时什么都不让干。谁家娶儿媳嫁女儿第一发愁的就是钱。记得我结婚时，正赶上“文革”年代，在队上干一天才8分钱的工资。常言说：媳妇到门前，还得个大牛钱。我又是家中长子，婚事又不能太简办。所以，距婚期还有几个月的时间，父亲和母亲就愁得唉声叹气。每天晚上都在计算需要多少桌，请多少客，每桌需要多少钱，能收回多少钱，需垫多少钱。为此，母亲曾在年前就买过一头猪仔，想喂到我结婚时将猪宰了，留下一半和猪下水，不但不操买肉的心，还可换些钱来买其他。不料人算顶不得天算，立秋不久闹猪瘟，那头近百斤的猪就染上了瘟疫，打针灌药花了不少钱也未能救活，最后只得很便宜地处理了。算来算去，家中能换钱的物件唯剩下一台缝纫机了。说起那台缝纫机，还是前几年母亲养一头猪买下的。我兄妹多，母亲缝制的衣服鞋祙一直供不上穿，很早就发誓要买一台缝纫机。赶巧那一年我姨父在部队里提了干，他手下有一个安徽兵，这个兵的父亲是公社供销社的主任。那主任为能让儿子在部队里有出息，就答应给我姨父开后门弄台缝纫机。我姨父知道了我家的困难，便让给了我们。安徽临泉离我家有100多里地，我骑着自行车天不明起程，到天大黑才将缝纫机带回来。那年月是计划经济，想买台缝纫机、自行车什么的必须开后门。记得当时那台缝纫机平价是150元，黑市价可卖到300多，更何况我们那台机子是上海产的蜜蜂牌呢！我一到家，就招来了四邻的眼气，还有不少人要掏高价央求卖给他们。我母亲坚决不肯，她说她自己虽然不会用，马上女儿就长大了。那一年我的大妹妹才十二岁，为能帮母亲一把，到处向人讨教缝纫技术，第二年就能用洋机子缝衣服了。可现在为了我的婚事，又不得不卖掉它。一听说我家的缝纫机要卖，不少人来讨价还价，最后以280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军人家属。母亲一再安排要保密，因为若被上头发现，会以投机倒把罪论处。钱被没收不说，还会拉人去游街示众。

我讲这段往事的目的就是要说明老人养孩子不容易。如果不孝顺那可是坏了良心的。像我等人，给老人钱是不成问题的，唯有这个常回家看看很不易做到。一是平常事忙，回老家像看“好期”一样；二是回到老家，确实有很多不便。鲁迅说过：故乡虽好，只是住不惯了。住不惯的原因有多种。早些年是夜间没电，厕所都是旱厕。现在虽然通了电，但卫生条件改观不大，饭桌上蝇子打不尽，夏天蚊虫“嗡嗡”叫。再者就是人在一个地方生活习惯了，再换环境不适应。随遇而安并不是一句话。为此，我每次回去，都要拷问自己：在这种环境中生活了几十年都没感到不适应，为什么进城之后再回来就感到别扭呢？

更令人不解的是，有时候父母来城里，住不几天就要走。他们也说住不惯，如厕不习惯，抽烟不习惯，吐痰不习惯，出门上下楼不习惯。我们回乡不习惯是嫌条件差，他们不习惯反嫌条件好了太拘束、不自由。事情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就这样存在着，谁是谁非，无人能评说。

掏心说，常回家看看并不是一句话，就是回去了，也是任务性地走过场，陪父母说一些怀旧的话，忆苦思甜型的，今不如昔型的都有。每次回家，认识的人越来越少了，陌生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童年的记忆都被现实无情地更换着，物不是人更非，牵挂的只是过去，记忆的只是情分。家乡也在忘记自己，再过几十年，更少人认识我这个小老头儿了。

常回家看看

孙方友